所谓“数字人”，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人类身份在数字世界(元宇宙)中的“分身”。它们是现实人类在赛博空间的“真身代理人”或“数码代具”。现实人的精神、思维、意识、心理、信仰、道德和记忆等“类本质”要素整体地迁移到这种“数字替身”之上，使其在网络空间的“仿真环境”中获得再现与重塑，但在功能方面并不能完全取代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因此也被称为“虚拟人”或“数字孪生人”。

　　“数字人”原本大量出现在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中，如网络科幻小说、网络游戏、数字电影、动漫等。但是，如今它们也开始在数字文博、网络综艺以及AI新闻等应用场景中登台亮相。最近出现于数字平台并产生广泛传播效应的“数字梅兰芳”“AI孙燕姿”“苏东坡数字人”等，便是这项技术应用最具有文创气息和时代精神的典型案例。

　　现实真身与数字替身的强互动、真融合，将是高科技引领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生存方式。一是情感分身，即通过数字技术将因故去世的亲人人格特征数据化，在数字空间中生成一个类似的“代替人格”载体，用以寄托亲人的思念与情感诉求。比如上海大学生利用数字人技术生成已去世的奶奶，并与之进行微信聊天；一外国女子通过VR沉浸设备与因病去世的女儿的“数字替身”虚拟互动等。情感分身为那些遭遇某种不幸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可以以假乱真的精神慰藉。

　　二是艺术场景的再现与应用。即通过“数字人”技术修复或重现一些经典的艺术情境或艺术角色，如清华大学的虚拟学生华智冰开启学习生涯、“AI孙燕姿”演唱会的火爆、故宫博物院通过3D沉浸技术打造数字版《清明上河图》让古画上的人物动起来，这些都是这种应用的典型案例。

　　三是数字文旅/文博产品的打造以及城市虚拟场景导航技术的应用。通过数字技术构建虚拟场景，让现实游客进入到虚拟现实的文旅场景中并与之互动。在我国，数字文博、数字文旅以及城市实景导航也已将其运用到实处，增强游客对文创、旅游和陌生环境的数字体验感受。

　　四是数字艺术场景或角色创作。通过数字技术呈现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性的艺术场景，与演员的表演结合，创作出数字化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电影艺术场景，如好莱坞电影《阿凡达》系列以及数字游戏中的虚拟角色。

　　五是提供医疗、航天、通信、探海等高精尖技术探索的虚拟仿真或危险操作。数字人可以在软件程序的精准控制下，实施微观层面的手术，帮助患者康复提供支撑数据，或远地轨道外的一些联机技术操作，以及在军事领域从事拆弹、侦查等高风险的作业等，帮助人类在“分身乏术”的情况下承担一些精密的实操工作。

　　六是数字人也许能够帮助真实的主体人承担一些辅助性活动，如线上学术交流、游戏娱乐活动等。

　　新技术的运用，将会在功效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人类研发新技术的内在动力之一。从数字人的应用前景来看，“数字人”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字人”的出现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新的舞台，尤其是为更多年轻人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打开方式。“数字人”说到底代表的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技术化，因此受到了年轻人群体的欢迎。

　　二是通过数字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例如在2023年“中国诗词大会”上，由中华书局推出的“苏东坡数字人”带来了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此外，还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文夭夭”、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艾雯雯”、数字敦煌文化大使“伽瑶”、国家博物馆的“仝古今”博士等数字人，它们都在相应的领域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数字大使。

　　三是充分开发数字人的语言表达、动作捕捉和情感表达等方面的技能，帮助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通人实现正常的跨文化交流。例如模仿美国亚裔脱口秀演员欧阳万成(吉米)的形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且能融入世界文化圈的数字人“交际助手”，介绍中国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好生活等，实现跨文化交流。

　　四是创造更多样的中国式“数字人”艺术角色，让它们通过电影电视、文学艺术、游戏动漫等形式，提升中国文化品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流浪地球》《三体》等科幻影视艺术，《第一序列》《地球纪元》等网络文学作品，《仙剑奇侠传》《三国志》《灵笼》《黑门》等游戏动漫产品，在利用开发“数字人”角色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层面，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 (鲍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