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首次赴日本访问。为营造日满亲善的假象，溥仪访日回国后第一时间就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发布诏书，宣扬所谓的两国友谊以及日本天皇的仁义精神。

看到这一幕的江西莲花人朱益藩悲痛不已，视为奇耻大辱。他既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悲痛，也为自己昔日的学生悲痛。

朱益藩是谁？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是著名的书法家，还短暂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

朱益藩塑像。莲花县委宣传部供图

2007年春天，莲花县一位热心的乡贤邀请我们去看看花塘官厅，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呼吁对其加以修缮。我看到的是两栋颇具规模、年久失修的江南大宅，中间还有一处老房拆除后留下的空地。

这两栋房子并不完整，有的房间成为了鸡犬钻爬的废弃空间；有的房间还保持着基本的模样，塌陷的屋顶露出一根根朝天的木椽，透出大片的天空；有的房间墙体倒塌，只剩下三尺高的残墙，密布着青苔……

官厅在莲花县城西南两公里处，因位于花塘村，故得名花塘官厅。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房子本来有三栋，里面出了两代著名的读书人，一门三进士。”

第一代读书人是朱之杰，咸丰年间进士，曾在陕西担任过知县。第二代读书人是朱益藩、朱益濬兄弟。两兄弟都是光绪年间进士，朱益濬曾任湖南护理巡抚，朱益藩担任过清代两位皇帝的老师，还曾短暂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长）。

朱益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莲花县委宣传部供图

朱之杰的仕途并不顺利，身体状况也不好，但他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培养。朱益藩4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习字、读书。朱之杰英年早逝后，他的夫人又接过了教育孩子们的使命。

25岁那年，朱益藩被选为拔贡，签发广东试用知县。但他听从时任广东布政使张之洞的开导，决定回家继续攻读，并授徒自给。过了几年，朱益藩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十余年，朱益藩奉事于翰林院、詹事府之间，任翰林院侍读、詹事府詹事、司经局洗马等职。他还曾受命在南书房行走，兼任经筵进讲大臣，常为光绪皇帝讲授《贞观政要》及历史、诗文、书画知识。

后来，朱益藩多次外放为奉天、湖北、湖南、浙江等地乡试正副考官及陕西、山东等地学政，因频繁主持考政而被时人称为“红翰林”。但他在肥差要职上始终洁身自好，勤政廉明。他督导属吏认真执行考场规则，一丝不苟；为防止作弊，他严格检查考场，虽分段设有监考官员，仍深夜亲临查号；考试以后，他详细检查各房弃卷，看有无漏荐遗才。

朱益藩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期间，有两个权势显赫的大官因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弃官逃匿，后又行贿京官。御史台拟议联名参劾，后领头者畏惧权势，犹豫不决。朱益藩大义凛然，挺身而出，独上奏章，终使贪官受到惩处。

朝廷上下对朱益藩都很认可，两次派他担任选拔赴日本、欧洲留学生考试的考官。1907年7月至12月，又委派他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朱益藩恰好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任上回到老家莲花守丧。他在花塘的房子正是建于此时。没过多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开始网罗人才，专门托人劝朱益藩出山从政，并许以江西省财政厅厅长之职，但遭到拒绝。

1915年，逊帝溥仪聘请朱益藩为自己的五位老师之一。在多次电报催请后，他念旧主之情北上，开始末代帝师的岁月，由此与溥仪建立了融洽和深厚的感情。因朱益藩既有学问，又善诗能文，还精通中医学，深受溥仪信用。

同时任溥仪英文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后来在其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朱益藩在北京的社会中很有人缘”“我很敬重这位老先生，他为人诚挚坦白，古道热肠，尽力维护中国的旧道德和传统文化”“朱益藩对于中国的医学很有兴趣，他会切脉开方”。

由于朱益藩在北京的人缘和声望，1917年张勋带着辫子兵进京图谋复辟时，专门在江西会馆宴请朱益藩，试图游说他参与复辟清室，并许以出任辅政大臣。但朱益藩深明大义，拒不同意，认为复辟将有罪于民族，而且不可能成功，到时收拾不了场面。张勋复辟以后，紫禁城里的一些遗老遗少排队进宫叩拜皇帝，但两代帝师朱益藩始终没有动心。

花塘官厅外景。莲花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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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溥仪离开皇宫转至天津，朱益藩则受命处理清室留京办事处事务。留驻北京的朱益藩深居简出，教子读书研究书法。没有经济收入，他便在琉璃厂各南纸店挂笔单卖字，以润笔费维持生计。据说，现在北京东琉璃厂信远斋的匾就是朱益藩题的。即使日子过得艰难，他也依旧保持清醒，没有放弃民族大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要溥仪再称帝。溥仪举棋不定，就请老师朱益藩来商量。朱益藩来到天津，痛斥此事，态度非常坚决。他向溥仪陈述主拒不主迎的见解，力劝溥仪不要同意建立满洲国，寄居他人篱下讨生活，甘当傀儡，还劝他审时度势，认清大势所趋。朱益藩说：“依仗日本之势力果可靠乎？出此下策，不过徒令一些别有用心者，得以窥测我们意图，用来作为勾结日方之资本，以遂其侵吞中华之野心，使国家民族蒙受莫大损害，此事万万不可为，伏祈慎重考虑之。”朱益藩的铮铮直言，体现了他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凛然气节，这在清末众多的遗老旧臣中，确属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溥仪不听劝阻，最终前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听闻此事，朱益藩难过不已，责令儿孙把溥仪所赠祝寿诗、名画《恽寿平仿李成山水轴》《赵伯驹玉洞群仙图》等全部从墙上取下，以表达心中不满。

溥仪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一批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拜，捞个一官半职，但朱益藩不为所动。朱益藩的亲侄子朱沅珙一再劝他到长春去做官无果后，又央求朱益藩给溥仪写封信推荐自己。朱益藩不仅严词拒绝，还把所有的子侄叫到一起，告诫他们谁都不准到长春任职。溥仪两次电召他前往襄助，朱益藩都以托词搪塞坚决不赴。

但朱益藩又对清朝充满感情。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誓不与国民党当道者来往。1936年春节前，时任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天津市市长萧振德派人给朱益藩送来《四书》和狐皮筒袍，朱益藩拒不相见，使来人十分难堪。

修缮一新的花塘官厅。莲花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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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藩践行利国利民的人生信条。他有个儿子名叫朱毓銮，曾任郭沫若的秘书。朱毓銮回忆说，父亲时常告诫他们兄妹要勤奋研习诗文书画及史料掌故，从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养分，加强道德修养，如此才能做到“积德勤绍”“兴利惠民”。

朱益藩的书法成就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他早年受过严格的馆阁体书法训练，学习欧、柳、赵诸家，后来兼师李北海、米襄阳等。朱益藩入值南书房时以擅长书法闻名，经常承代御笔书写匾额、春牌、福、寿字等。

受晚清学者倡导碑学的影响，朱益藩的书法逐渐走向碑帖兼容，形成了用笔妍丽遒劲、雍容冲和、宁静淡雅、法度严谨的风格。他写的楹联、条幅、中堂、册页、扇面以及长卷寿屏等，都是书法精品，很受欢迎。

1937年3月，朱益藩在北平病逝，享年77岁。有友人为他撰挽联：“一片孤忠，唯不克止怀玉入秦，是其遗憾；千秋功论，虽未能抢徐庶归汉，另有苦衷。”读之耐人寻味。

纵观朱益藩的一生，他始终情牵家国、心系乡民，多次在家乡遭遇灾害时奔走救灾。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积德勤绍佐时理物，建策忠谠兴利惠民”的信条，得到同僚的认可，也受到乡民爱戴。

有意思的是，朱益藩1912年开始在家乡营建了花塘官厅的一部分，但他自1915年携家眷赴京之后就一直没有回过老家。革命时期，官厅的用途发生改变。1931年，官厅成为中共湘东南特委驻地，后来又办过“列宁学校”，湘赣省第一次党代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都在此召开，胡耀邦、王首道等都在此工作过。（漆宇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