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那山我已经翻过去了

谢龙龙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 颖

▲阿来在滕王阁游览。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 颖摄

5月11日，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做客省文联主办的“江西文艺·名家讲堂”文学专场活动，与江西作家、文学爱好者等200余人分享《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学创作》。5月12日，阿来来到南昌大学，和数百名师生共同《走进文学 浸润阅读芬芳》。记者全程跟访，请他畅谈文学创作与历史观的那些事儿——

文学的独创性从古至今都很重要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巨大的困惑：文学是什么？这个叫阿来的人，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打开、诠释、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

阿来是一位能啃硬骨头的作家。他从不回避尖锐和艰难的题材，常常主动拥抱痛苦的写作，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创性。

今天，遍布世界的读者早已确认了这个事实。

然而，这个“确认”的过程源于他一部部作品的迎难而上。

2025年5月12日，汶川地震17周年。没有比此刻更适合聊一聊《云中记》了。阿来和南昌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分享了这部直面当下集体记忆的写作。

书写的念头是突然而至的。201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成都全城第10次在这个日子自发停了下来。默哀警报响起，满城汽笛不约而同加入长鸣阵列。所有人在此刻默契地停下来，缅怀十年前那场大地震里逝去的亲朋及同胞。“当时我正在书桌前写另一部小说，听到鸣笛，想起了许多周围人震中及震后的经历。”阿来回忆起自己当时第一时间抵达灾区的情景，此后两三年作为志愿者扑进灾后重建及筹款中，见到填埋遇难同胞的现场没有哭，见到废墟上重新升起希望旗帜的校园没有哭，却在10年后的5月12日14时28分面对一座城市的缅怀时泪流满面。半小时后，他抚平心中澎湃难抑的情感，关掉正在写作的小说，在电脑上打下了“云中记”三个字及小说的第一行。

人类有没有过这样的小说？不是战争，不是瘟疫，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翻了翻身，栖息在它上面的人类因为这个小小的错位，遭遇了难以挽回的伤痛和苦难。没有。于是他决定写一写，带着冒犯的勇气，直面最坚硬的、所有人都熟悉的灾难题材。他见过许多震后重组家庭，因携着各自的沉痛记忆无法真正融合，他把这些人类存在的困惑都揉进了这部书写人与大地关系的小说中。三个月后，小说完稿。

阿来告诉记者：“对我来讲不存在写作难度，因为我每本书酝酿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书在肚子里捂了四五年，《云中记》是整整十年。在捂的时候，我一直在那个情感世界中，想它的可能性，像找调子一样寻找小说的形式。直到有一天，那调子出现在脑海中，曲未成调已有，一溢而出。所以我从来不存在动笔后写不下去的时候。”

把时间轴往回拨，1994年、1988年，或者更早一些，16岁、6岁……那些时间轴上的阿来，心中怀有的巨大困惑尚未解开。这些真实的生命困惑和创作心路，也许能够让读者看到，“作家阿来”的来处。

6岁，他看到了一张外来地质勘探队拍下的俯瞰家乡马尔康的照片。照片里，村庄一无所见，所见就是一片空山，仿佛拥有神的视角。“那一刻起，我的人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阿来告诉记者。多年以后，阿来在《空山》的创作谈里写道，不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空山”，是为了克制自己“清晰的痛感”而刻意保持距离从高处俯瞰人间的“空山”。

16岁，他第一次听说“文学”这个词。读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那是一个小学三年级才靠悟性听懂汉语、靠自己砍柴赚中学学费、没有一本复习资料的藏族少年逃离封闭家乡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他没上过鲁院，没上过作家班，后来也没有提升学历，因为“学中文这件事，好像可以不到学校里去”。

1988年开始，整整四年，他一个字都没写。其时，他已经出版了诗集《梭罗河》和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他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制造艺术家已经创造过的世界，而再去写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对文学艺术来讲，独创性很重要，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他想写一写当地的历史。1989年起，他用了4年时间徒步，在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卡”。后来，他成了土司史专家。1994年5月，窗外的白桦树刚刚绽放叶子，他坐下来，一口气写到了冬天。树叶掉光，白雪下来，他想起了《红楼梦》的结尾。“这就是我的第三本书《尘埃落定》。”阿来在省文联讲座现场，向听众们分享了这场关于写作的美梦。

这是他用方块字书写的世界。

▲在海昏侯博物馆，阿来和江西作家共同观察刘贺送给儿子的青铜虎玩具。谢龙龙摄

书写自己的历史

“这座山我已经上过了，我要去另外一座山了。”

阿来不止一次来到江西。他说起江西和四川那些有趣的机缘。比如苏轼的挚友和一生政敌都在江西，比如文天祥经过的“惶恐滩”命名人正是四川人苏轼，比如江西人黄庭坚是历史上第一个赞美四川五粮液美酒的诗人，比如四川阆中与南昌的滕王阁同为滕王所建……

这两年，他读完了《苏东坡全集》，心里老在想苏轼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今年的第一个目标，是走苏轼最后一年走过的路。于是，他带着一本《苏东坡年鉴》，顺着苏轼的路线：过彭蠡（今鄱阳湖），逆赣江而行，翻越大庾岭，过琼州海峡。此行，他给自己预留了超过10天的时间。

历史题材创作是阿来写作中绕不开的重要部分。短篇小说《老房子》和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聚焦的都是藏族土司官制。短篇小说《阿古顿巴》和非虚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则均面向藏民族英雄人物和民间传说，前者发表时他28岁，后者发表时已61岁。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处理相似题材，创作心路是否有变化呢？阿来告诉记者：“书写《阿古顿巴》时，我还有些迷恋口述文学，在试图探究口传文学里的故事主人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瞻对》更像是历史的选择，因而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点。”

为何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都在主动关注政治题材？“我们不要假装和政治无关。不是不可以从纯艺术的审美性出发，只是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屈原、曹操、杜甫、苏东坡以来的传统，都没有逃避。”

写作者需要寻找到自己的表达空间，讲前人没有讲过的话。阿来认为，我们都了解大历史，人们通晓中国史就像通晓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工业革命，但我们缺乏小的历史、具体的历史、让我们跟中国史和世界史发生关系的历史。“我更应该知道我自己的历史，但没有读本可以回答我，那么这本书就我来写了。”

谈到影响过他的一些历史类书籍。他说读到的第一本现代历史写作读本是《光荣与梦想》，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写法。阿来说：“我不同意哪一本书始终在我心里，我自己也在进步。我20多岁，读到一些书特别好，当时它打开了我的认知，但是如果它永远都是我的偶像，就说明我没有进步了。所以我很快就离开海明威，离开福克纳。历史学家汤因比给过我启发，我也在用他的历史观看世界，所以他对我就不重要了。这座山我已经上过了，我要去往另一座山。”

在翻山的过程里，会不断地发现问题，看到新现象，需要借助工具和最先进的理论进行解答。阿来说：“一些现象，有些人能从中看见不同于他人的东西。同一个现象，用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介入，可以得出不同的诠释。文学创作需要涵养正气，需要关怀世界和他人的生命，我们在一个没有用现代文学手段书写过的地方开始书写和表达的时候，也需要学习最前沿的知识。”

因而，他认为，我们需要阅读创造性的文学、艺术、思想、科学等著作，尤其是科学。

▲阿来在江西省作协讲座现场。图/省文联

大地行路与自然文学

“我坐在一座山顶，感到河流轰鸣，道路回转，现在我是独自一人，只感到山如波涛，风猎猎有声，如旗帜招展，在这里我在倾听，我听到人类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亘古语言。”

阅读、写作、行走，构成了阿来的创作过程和习惯。前几年，他去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唐古拉山、黄河源等地，让自己的五官接触自然，在大地上学习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记录的，正是那些年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所思所感。在一趟趟山川行旅中，阿来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照见了自己。

杜甫穷困潦倒，风雨飘摇，居无定所，但他的马背上始终背着《昭明文选》。还有王勃，年少意气风发，在行走的过程中创作了流传千古的《滕王阁序》。阿来认为，中国有着通过文字把历代最优秀的东西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古代的读书人走在路上，永远背着一个故事，他们都在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尽管到今天，“万卷书”的学科内涵早已改变，较之古人也有了极大的延伸。

阿来说，路上才有时代，路上才有土地，路上才有人民，路上才有山水。

1989年，阿来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一个牲口上驮着行李，一匹马自己骑。此后几年，他走过高山大川、城镇村庄、人群果园，他去档案馆查县志、找史料，收集民间传说，听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和英雄故事……

“行走既是对土地的感受，对文化的感受，同时也是对文本的感受。”阿来认为，书和路要互相印证，就是书本的抽象知识跟实际的经验要互相印证，互相辉映，互相生发。对于写作者而言，功夫在路上，书中有智慧，他以自己精读苏轼著作、年谱为例，提出不能为了文本而写文本，要体会作品中真正积淀的情感、智慧和思想。

此次到江西，阿来是为苏东坡而来。苏东坡从河北启程，溯赣江而上。观照苏东坡人生最后一年，阿来说：“他带给我的滋养是四个字——宠辱不惊。”

▲阿来在江西省作协讲座现场为读者签名。图/省文联

行走的过程是发现自然的过程，自然生态始终是阿来创作不可回避的主题，从诗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到散文《一滴水经过丽江》，从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蘑菇圈》到《河上柏影》《西高地行记》，无一不是阿来对山川大地的深情关注。

《一滴水经过丽江》新颖地采用了水滴的叙事角度，多方位地讲述了丽江的人文自然风景，被选入部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的课本中。阿来坦承，该文的写作受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雁归来》、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我们的国家公园》等美国自然文学的影响。

自然文学具有现实需求和启发意义，自然文学的写作关注人与自然、生命和大地、过去与未来的关系，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非虚构作品《大河源》行走在黄河源头区域，既记录该地区地理层面的自然变迁，也书写民族互动、文化演进。阿来说：“行走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我带着书在路上，像历史学家一样寻访记载当地的只言片语，在那样的星空下，浩瀚长风之中，能真切地感知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生命。回来后我把自己关了两个月，写出了《大河源》。”

公元前3000多年，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阿来说，有了文字后，我们创造的经验和智慧都可以写在书上，岁时积累，我们有了传承，王朝兴衰更迭、文化生生不息。

而当AI兴起，传统学科分类或界限正在AI时代发生巨大的变革。他认同“AI教父”杰弗里·辛顿对AI技术的反思和审慎态度，认为文学学科和一切现代学科的建构，一定是居于三个维度的：在个人的维度、民族或国家的维度之上，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类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