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思｜让唯实求真精神闪耀新的时代光芒——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今年是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5月18日，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统计局、中共赣州市委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寻乌县举行。来自省内外的多位党史专家学者，重温毛泽东同志开展寻乌调查的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其理论价值和时代启示，传承和弘扬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交流思想、激荡智慧、汇聚共识。本版今日摘登部分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寻乌调查与人民军队调研工作的关联与互动
国防大学原政委、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吴杰明
寻乌调查与人民军队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寻乌调查之前，我军在军内外所开展的一系列调研活动，为寻乌调查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寻乌调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又为我军此后近百年的调研实践提供了深刻启示，发挥了世界观、方法论的引领作用。
二者的关联与互动，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确定调研主题，精选典型样本。开展调查研究，首先必须根据目的确定主题，选准、选好需要解剖的代表性“麻雀”。这种选取典型调查样本的做法，在红军成立之初开展的各类调查中已有所体现。比如，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度，就事先开展过抽样调研。二是掌握事实数据，透彻分析研究。寻乌调查以真实情况、严谨数据和透彻分析而著称。这种以事实和数据立证的做法，使得寻乌调查的结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成为我们党制定政策、策略的科学依据。三是运用多种方法，丰富信息来源。开展社会调查，可以运用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召开调查会，进行面对面的调查。四是着眼解决问题，拿出思路对策。寻乌调查之所以有效管用，就是因为它始终围绕当时革命斗争的核心问题展开，通过调研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比如，1930年5月，毛泽东到红四军第二纵队进行专题调研，提出了七条革命军队管理教育方法，推动人民军队建立新型官兵关系。五是深入思考探索，揭示调研规律。调查研究是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完善。《反对本本主义》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科学论断，不仅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主体框架，而且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寻乌调查以其独特的开创性，在中国革命调查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蕴含的思想方法与实践智慧，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指导意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坚持用双脚丈量大地，用真心倾听民意，用智慧破解难题。
寻乌调查的收获与启示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 晋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8万余字的报告《寻乌调查》。这份调查报告像是《清明上河图》的现代文本，让人读出那时的社会关系详情和各阶级的生存面貌，算得上是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范本。这篇调查报告对于毛泽东明确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以下五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通过寻乌调查，深刻和具体地揭示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第二个收获，是梳理了1930年初以寻乌为代表的南方社会商业发展的思考，包括外来经济和本土经济的关系。第三个收获，是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结构。第四个收获，是在明确了经济、商业和文化结构之后，毛泽东把在农村起支配作用的阶层，按政治、文化上的态度，划分出新的、半新半旧和全旧三类。第五个收获，是通过群众调查，在土地革命的策略和办法上有了新的思路。比如，他在延安时就说，通过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对多年的调查研究活动进行了理论总结，完成了《调查工作》一文，也就是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在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方法论上，又有三个收获：一是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补充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三是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其源盖出于此。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给我们的启示何在？第一，无论是过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今天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和1930年不完全一样了，在历史条件、信息转化条件和组织条件都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怎样从寻乌调查中提炼出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并以之推动现实工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思考。
寻乌调查与毛泽东思想形成
教育部原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炳林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寻乌调查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寻乌调查的背景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一方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开展寻乌调查。另一方面，毛泽东具有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总是带着问题与思考去做调查研究，并通过寻乌调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一切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都是通过这次调查研究形成的思想，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学习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应当与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纠正自身问题。针对我们所面临的“四风”问题顽瘴痼疾，首先，要认识到强化问题意识是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前提。比如，有些调研前呼后拥，只是形式上比较热闹，没有真正深入群众，毫无实际效果，需要引起警惕。其次，为群众着想是做好调查研究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内容也被纳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十三个坚持”中。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开展调查研究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第三，进取精神是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条件。我们需要有文化、懂科学知识且具备不屈不挠、精益求精品质的人，用心用情进行实践，才能真正做好调查研究。
《寻乌调查》背后的调研之道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谢茂松
《寻乌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调查研究的经典，需要在不同时代进行不断地解读、诠释，传承并弘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寻乌调查》作为我们党调查研究的经典文本，背后的调研之道值得思考。第一，明确调研目的。党遇到重大历史时刻、重大历史转折点，或遇到大的困难、大的问题，我们总是通过调研解决问题。毛泽东曾说：“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第二，进行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与阶级分析、阶层分析。第三，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毛泽东说，调研的时候要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不然调查对象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第四，掌握调研的技术和方法。毛泽东强调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方法。比如，对调研对象的选择，既要有年长、经验丰富而懂得现状也明白因果的，也要有年轻、具有斗争经验与进步思想、敏锐观察的，同时还要有不同的职业构成。调研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走马观花，一定要做“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而且，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亲身调研。第五，端正调研文风。调研报告既要有细节，又要有整体观，要有观点、有思想。《寻乌调查》的细致程度，可能比一个寻乌人还了解寻乌。最后，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这也是与调研文风紧密结合的。
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的看家本领，在党的历史中一以贯之。我们党有一个优良传统，在每个重大历史时刻，要么总结党的历史，要么进行调查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调查研究作为一个开关和枢纽，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结合为一个整体。寻乌调查的唯实求真精神，常用常新。我们要像对待中国传统的经典一样，不断在诠释、应用中温故而知新，这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解码寓文于治的寻乌实践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张 森
寻乌调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近年来，寻乌文化建设成绩斐然、欣欣向荣，通过充分运用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有力地推进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二者在本质上都是面向同一个问题即社会治理问题，进一步说，就是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利用文化资源推动和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寓文化于治理之中（寓文于治）。当然，二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硬”的一面——矛盾化解、纠纷调处，后者侧重于“软”的一面——以文化民、成风化俗。
寻乌拥有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够发挥实效所依赖的充沛的地方性文化资源。首先是客家文化。“客家矛盾客家调”“能进祠堂不上公堂”等传统观念，体现了客家宗族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角色和作用。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最大的土地是公田——公田占全部土地的40%，其中，“祖宗地主”多，占全部土地的24%，占公田的60%。客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一是从中国传统上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是“无讼”传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的作用下，很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寻乌行之有效的关键原因。同时，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党委、政府的主动作为。比如，该县澄江镇谢屋村的“法治小院”，就是“祠堂”与“公堂”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官方和民间两类治理资源的作用。
寻乌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成效显著。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社会治理中心的“三合一”，确实起到了“1+1+1>3”的作用。一方面，寻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了政策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文艺服务、科普、体育健身等各类常设场所的集合体，成为连接各部门服务的平台。另一方面，利用文化活动这一载体，更有效地调动了各方力量、整合了各部门资源，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牢占据基层思想文化阵地。
寻乌再调查：持续追踪中的发现
江西省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肖洪波
作为弘扬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务实举措，我们以再调查的形式来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其中，每一个重点调查对象的家庭都烙印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印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寻乌调查的重点调查对象家庭在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家庭的变迁，是中国近百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见证。
一是经济收入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寻乌调查的13个主要调查对象基本为破产小地主、贫下中农，艰难度日是常态。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家庭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和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进入新时代，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家庭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二是教育投入与受教育水平逐代提高。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多数家庭成员未受正规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调查对象家庭都完成了初中阶段教育，部分烈士孙辈接受了大专及本科教育，实现跨代发展的历史性跃升。
三是社会阶层的多元并存与向上流通。多数调查对象成为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国有单位的管理层。从整体的代际流动看，调查对象后代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向上流动。
四是革命传统与优良家风的代际传承。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家庭全员参与斗争，信仰坚定、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优良家风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传统和优良家风得到了传承。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老一辈强化对后代的引导，实现了红色家风的代际传承。
这些家庭的奋斗史是近30万寻乌儿女、900多万赣南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生动写照。这股精气神，不仅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奔腾着，也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座高山、每一处溪谷奔涌。通过梳理寻乌调查重点调查对象后代家庭近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变化，探索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解读我们党百余年辉煌成就的“密码”，人们可以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寻乌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彭道宾
寻乌调查作为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极丰富的社会调查，深刻揭示了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阶级等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实践探索，为党科学制定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毛泽东凭着“解剖麻雀”、见微知著的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深接地气、深得人心、深孚众望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而长成的参天大树。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先贤们对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这两大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探研，构建起一系列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标识的哲学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结晶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养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通向胜利之路的历程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实事求是等古典成语赋予新的含义，用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寻乌调查突破旧的思维定势，突破不符合国情的条条框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新局面，开始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这些体现原则性、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的高度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优秀文化之林。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呈现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好地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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