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不仅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和科技自主,也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创新突围不仅是一种技术革新现象,更是一种实践哲学的命题。
人工智能创新突围的时代诉求
第一,国家战略与科技自主的迫切需求。科技自主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其自主可控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空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标准壁垒将后发国家压制于产业链低端。我国既往依赖西方闭源垄断模式,不仅面临“卡脖子”风险,更深陷“技术殖民”困境。DeepSeek作为国产AI领域的重要突破,通过“自主创新+开放协同”的实践路径,以核心技术攻关打破国际技术壁垒,既避免了闭源垄断的排他性,又规避了对西方技术的过度依赖,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妄图让中国继续“依附性发展”的美梦。
第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不仅是国家科技竞争的前沿,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传统产业依赖劳动力与资源消耗的粗放模式;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现实证明,这种模式已触及经济增长极限。通过重塑劳动形态,将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转向创造性活动,个体得以在数字化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正是技术民主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回应。同时,人工智能提升劳动生产率,改变价值创造方式,并在知识生产、自动化制造、智能服务等领域形成新的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催生新兴产业形态,优化资源配置,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
第三,技术伦理与社会公平的实践重构。人工智能创新的终极诉求并非单纯的技术进步,而是通过技术实践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正义性的社会秩序。当前,全球技术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效率至上与人性关怀的冲突。DeepSeekd 的创新突破,通过开源技术打破资源壁垒,使技术红利从精英实验室下沉至社会基层。同时,各项服务如智能政务、社会预测分析、公共资源调度等,也在无形中塑造新的社会秩序,影响人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
技术突围中的多维张力
第一,技术依赖与自主创新的矛盾。人工智能突围的关键是自主创新,不仅关乎技术提升,更涉及创新主体如何在实践中构建自身的行动逻辑和价值取向。DeepSeek的技术实践在突破算法壁垒的同时,不自觉地将人类主体异化为技术进化的附庸,抑制主体创造性本质力量的释放。这种技术依赖与自主创新的矛盾,本质上反映了实践哲学视域中主客体关系的辩证重构。
第二,技术普及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一方面,AI的使用门槛虽然在降低,但核心技术的开发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群体手中,技术的掌控权与社会资源的集中度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AI技术的应用在推动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部分低技能工作被替代,而高技能岗位的进入门槛不断提高,从而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技术普及的社会效应并非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由实践主体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运用方式所塑造。
第三,社会认知与哲学反思的滞后。技术发展通常快于社会认知的调整速度,而哲学反思的滞后性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应用的无序化与伦理风险。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往往导致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技术崇拜者将AI视为绝对进步的象征,忽视其可能带来的伦理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技术怀疑者则因缺乏足够的认知基础,而将AI视为威胁,甚至主张过度监管或限制其发展。事实上,技术实践已然突破主客体的认识论框架,哲学反思的滞后导致技术突围陷入价值真空,催生出技术决定论与人文主义恐慌的认知两极。
人工智能创新突围的实践哲学路径
第一,重构实践主体,实现从工具依赖到主体赋权的转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被异化为独立于人的外在力量,导致主体依附于技术发展的逻辑,形成新的“技术拜物教”。首先需要突破资本垄断,推动知识生产的开放共享,使技术的创造权利从精英阶层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其次,将人类的主体价值重新嵌入技术发展全过程,算法设计中建立“人类价值优先”的约束框架。最后,鼓励技术使用者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创造者,使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不仅限于提高效率,更能够拓展人的创造性劳动空间,实现主体性的回归。
第二,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单向度逻辑,转向“技术—社会”互构的实践辩证法。破解技术垄断与社会分化的矛盾,关键在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技术生产关系。首先,在技术开发层面推行“开源社区”和建立“专利区”的模式,既保护创新动力又防止技术垄断;其次,在应用推广层面实施技术普惠计划,通过公共算力平台和模块化工具包降低创新门槛;最后,在成果分配层面探索分配机制,让技术红利的受益群体扩展到数据贡献者。
第三,技术突围需要建立“历史性实践”的批判范式,将技术创新置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审视。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将人工智能发展视为“现实的人”的解放实践的物质力量。技术发展始终嵌入人类解放的总体性实践结构,其价值向度不应停留于效率提升的实证主义层面,而应置于对象性活动的历史生成维度;其次,需建立实践—伦理的动态调适机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实现技术可能性与人类发展需求的辩证统一。这种实践伦理观既超越技术机械决定论,又避免抽象人道主义的价值空场。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2025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AI技术自主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DeepSeek的“开源突围”看新型举国体制》(项目编号:XYCS202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