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漩、戴利有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用好用活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南。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查研究是党在各个时期认识中国国情，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既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的最早倡导者，又是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典范。可以说，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才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1930年冬天，罗坊会议后，毛泽东返回吉安部署红军撤退转移，途中在吉安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和木口5个村做了五次社会调查。其中在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四处调查合编为《东塘等处调查》，在木口进行的调查形成了调查文稿《木口村调查》，一并收录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在吉安的五次调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在吉安调查的内涵，就需要准确把握其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历史逻辑：从传统调查研究思想到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调查研究理论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列宁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因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充分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调查研究理论，构筑了他调查研究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三）实践逻辑：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社会实践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反对忽视实践，主张既要读书本上的“有字之书”，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社会实践中读懂“无字之书”。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写出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查研究文章，对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与把握，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正确及时的回应。
二、毛泽东在吉安五次调查的基本概况
1930年是毛泽东的“调查年”。这年11月，红军九打吉安，在这个大背景下围绕“村乡两级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和“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等问题，毛泽东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吉安开展了5次社会调查，形成《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
（一）毛泽东在吉安五次调查的背景
吉安，作为赣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连接江西南北、沟通全省的重要枢纽。赣西特委于1929年10月作出了攻打吉安的决定，至1930年8月，赣西南特委率领赣西南人民进行了八次攻打吉安，沉重打击了吉安外围的敌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扩大了红色区域。然而，由于吉安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重兵把守，而我方力量大都是赤色群众武装和少量地方红军，致使八次攻吉未遂。
1930年10月3日，总指挥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布《红一军团总攻吉安的命令》，揭开第九次攻打吉安的序幕。在赣西南10万工农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4日午夜，吉安全城被红军所占领，取得了赣西南总暴动的胜利。
（二）毛泽东在吉安五次调查的主要内容
1.土地分配状况
在土地问题中，毛泽东最为关心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方法，“没收土地有何标准，如何分配土地，此点实为问题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时期，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制定和执行以来的经验，1930年2月在吉安陂头村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二七土地法》。《二七土地法》共4章33条，规定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这一原则在之后得到法律法规确认。1930年8月26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土地法》，第七条明文规定“分田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这种分配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村乡两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和活动情况
在吉安的五次调查中，毛泽东非常关注村乡苏维埃政府的人员构成。除了考察基层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及人员情况，毛泽东还特别关注乡村两级政府开支的具体情况，并详细记录。这也成为毛泽东吉安五次调查的内容创新之处，从而区别于其他农村调查。
3.农村阶级斗争及支持革命情况
在李家坊，毛泽东通过调查得知，该村曾驻扎着一支危害革命的武装――反动守望队。在木口村，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和消灭的反动分子调查记载极为详细全面。
通过调查，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一些“左”倾错误思想的消极影响，敏锐捕捉到农村在阶级斗争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偏差和问题。除了阶级斗争，了解农民支持革命、加入红军的情况，也是毛泽东在吉安调查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毛泽东在吉安五次调查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在吉安的五次调查，留下的详实材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背景下，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及其实践，在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认识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为重视。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只有深入调查，掌握足够的第一手经验材料，才能不断深化对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从中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他强调，“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在吉安的五次社会调查，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唯实为要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问题意识，是留给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重要“传家宝”。
（二）方法论：遵循科学实效的方式方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方法的科学实效性。毛泽东在吉安的五次调查，之所以卓有成效，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调查方法的科学运用，具有丰富的方法论意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坚决反对在调查研究中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一得自矜、以偏概全，草率地下结论、做判断。”
（三）实践论：深入群众做实际调查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立足于扎实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人民群众是社会智慧和力量的主体。新时代的调查研究，要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作者肖漩为吉安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戴利有为吉安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