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淑勇
吉泰盆地位于武夷山余脉雩山山脉与罗霄山脉之间的赣江中段，区域面积近二万平方公里。盆地内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河网密布，水路通达，商贸便利，能够支撑起较多的人口。吉泰盆地是封建时代江南地域的一块富庶之地，孕育出了璀璨夺目的庐陵文化。
吉泰盆地的地域范围要小于现今吉安市行政区划的范围，其不包括市辖区域外围的山区地带。庐陵文化辐射的区域却超出了吉泰盆地，也超出了现今吉安市所辖的十三个县（市、区），包括了抚州市恩江流域的部分区域，也包括了萍乡市禾水流域的部分区域等。然而，庐陵文化的核心区域还是位于万安县、泰和县、吉安县、吉水县等县沿赣江一线的河谷平原。庐陵历史上以“五忠一节”为代表的最顶尖人才都生长在这块核心区域里的城镇与万千村落里。
随着中国历史上晋室衣冠南渡以来的几次人口南北大迁移带来的人口增加和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赣江这条古代中国南北交通黄金水道的开通、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以及稻谷脱壳技术（砻的发明）的改进，加之入宋以后远离中原战火的袭扰以及规避了东南沿海海寇的骚乱，使得吉泰盆地在两宋以后成了一个农业发达、水陆交通通达、乡民安居乐业、繁荣富庶的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理想家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封建社会中期的吉泰盆地经济强劲，人口繁盛，税赋领先，商贸畅达，书院林立，科举鼎盛，权臣不绝，文盖天下。
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会，即使朝代更替，也无法动摇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秩序体系，广大乡野的文化形态、治理模式几千年不变。在这种超稳定的乡村秩序体系中，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耕读传家的治家理念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则。比如科举这条光宗耀祖的大道，就需要家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宋明两朝，富庶的吉泰盆地内私塾相望、书院遍布，盆地村落里的强宗大族可以提供足够的族田、义田、院田等公产、族产为宗族子弟在科举场上金榜题名，名冠天下。而那些取得功名的庐陵子弟，通过血缘亲情、乡籍观念或师生关系，提携反哺本宗族或本地域的子弟，或者潜移默化地驱动周边村落的学人竞争性地走上科举进仕的道路。吉泰盆地上这种读书致仕――荣退返乡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宋明两朝庐陵子弟在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科举场、文化艺术领域独领风骚的壮观场面。
明初，建文二年庚辰科和永乐二年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庐陵子弟的团体连冠盛绩，是古代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而“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庐陵故事，早就成为吉泰盆地上妇孺皆知的街巷美谈。
庐陵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典型样板，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包括了以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化；以泰和县曾安止《和谱》为代表的稻作文化；以吉水县谷村为代表的科举文化；以欧阳修、杨万里为代表诗词文化；以吉州区钓源村为代表的血缘宗族文化；以青原区陂下村为代表的民俗节庆文化；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青原山、玉笥山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吉安县吉州窑为代表的瓷窑文化；以井冈山、东固山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以阳明书院为代表的哲学文化；以庐陵商帮为代表的商贸文化；以文天祥、胡铨为代表的民族正气文化等。
宋明两朝，庐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极，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然而，这仍旧无法改变庐陵文化非原生、后发性的身份特征（这便存在一个隐患，一旦受到外部强势文化的介入，其脆弱性将表现得一览无余）。吉泰盆地一直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盆地上发现了多处史前文明的遗迹，殷商时期也已经有成熟的方国，春秋时期存在吴、越、楚等诸侯国相继经略的历史，但是，直到三国孙吴政权时期，吉泰盆地还属于土著越人与开化文明混杂的后进地区，境内民户寥落，人烟稀少，土地没有得到完整的开发。当初，庐陵郡治所也沿着赣江，在泰和县、吉水县、吉安县等县境几经迁移。
吉泰盆地位于中国东南与西南、中原与华南的交汇地，这种不东不西，看似通达却半封闭的地理条件，一直没能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随着中原人口分批次地大量迁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也被带进吉泰盆地，并最终成为庐陵文化血脉基因的内核。庐陵文化本质上是儒家文化，加之吉泰盆地地域面积过小、缺乏形成地方割据政权的地理条件，庐陵文化始终缺乏霸气外显的气质，无法产生雄才大略的领袖帝王，只能出产正气刚毅的能臣将相，只会孵化接续道统的文章大家，也便有文信国公喊出“君降臣不降”的千古悲怆。
清中叶以后，吉泰盆地在中国历史上归于沉寂，被边缘化了。庐陵文化的衰落却早有端倪，究其原因不外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
外因可以用成败萧何来解释。成就宋明两朝吉泰盆地辉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所据有的交通区位优势。近代以后，随着人类海洋时代的来临，内河贸易被海洋贸易所替代，农耕经济被西方工业文明所取代，加之晚清太平天国战争在吉泰盆地内多年的混战，使盆地内人口锐减，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破产。而当由湘籍官员主导的粤汉铁路在湖南修建，中国南北交流的通道远离吉泰盆地，成为压垮她的最后那根稻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吉泰盆地又成为红军与国民党军“围剿”与反“围剿”的主战场，庐陵文化为中国革命再次当起了奉献的骆驼。众多外因促使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吉泰盆地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庐陵文化辉煌不再，不可遏制地步入了萎缩期。
与之相反，吉泰盆地的近邻，三湘大地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脱颖而出，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导性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属于吉泰盆地的区位优势转向了湖南，进而成就了湖南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井喷。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由内因与外因两方面达成，外因为辅，内因为主，庐陵文化的衰退主要还是找寻内因。封建时代，吉泰盆地孕育了辉煌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也必然要承受母胎与生俱来的积弊。当初，中原迁入的人口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也带来了僵硬的伦理道统与宗法制度。至今，吉泰盆地是中国宗族祠堂分布最为密集的几个区域之一，而维护封建社会乡里秩序的族规乡约，在盆地内的村落乡间也是司空见惯。当中原长期陷于战火时，庐陵文化甚至撑起了儒家文化正统的大旗，位于青原山脚下的阳明书院一度有着“东南邹鲁、西江杏坛”的美誉。儒家文化讲究忠孝仁义、谦恭礼让，讲究血缘亲情、等级尊卑，沿袭祖制，推崇个人服从群体。而当代西方商品文化讲究个人的权力与自由，讲究契约精神，推崇创新文化，热衷于对传统规则的突破反叛，鼓励冒险。这显然与庐陵文化的精髓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
吉泰盆地的东南西三面高山连绵、群峰起伏，盆地内又间或丘陵矮山，这便造就了分布于河谷平原、丘陵山岗村落里的庐陵文化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盆地心态、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特性。当初，中央红军与吉泰盆地上的本土红军胜利会师后，双方在磨合期便出现了不少原则上的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庐陵子弟自创的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如今，以官本位等本位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和以创新发展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新思想，仍旧在吉泰盆地上磨合碰撞。庐陵文化在吉泰盆地上生息繁衍了数千年，其弱点弊病也非短时间能扭转修正，过程是漫长艰辛的，但结果一定是光明可期的。在庐陵文化转型突破的阵痛中，需要庐陵子弟厚积薄发，满怀忧思，进取思变。要解放思想，知耻后勇，努力学习南粤文化开放的风气、闽台文化敢拼会赢的韧劲、吴越文化闯荡海外的决心、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霸气等先进文化的思想与精髓。只有敢担当，以复兴庐陵文化为己任，才能重拾宋明时代庐陵先贤舍我其谁的雄心，才能再造庐陵文化的荣光，才能再现吉泰盆地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