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言官陈谔为人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执政为民，拒贿惩贪，《明史》载其“遇事刚果，弹劾无所避”。永乐六年（1408年），陈谔乡试中举进入太学。永乐八年（1410年）被任命为刑科给事中，随后历任顺天府尹、湖广按察使、海盐知县、荆王长史、镇江同知等职，任内皆忠于职守，政绩卓著，赢得皇帝赞赏、同僚称颂、百姓拥戴。
陈谔初以刑科给事中之职步入仕途，明朝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此职品级不太高，但却权力极大。陈谔举劾权贵，无所避讳。每次奏事，大声如钟，使“听者悚然”。
言官难当之处在于“忠言逆耳”，难免会触犯天威，陈谔自然也不例外。一次，陈谔因“言事忤旨”， 被明成祖朱棣下令活埋在奉天门外，只露个头，不吃不喝七天，后来皇帝气消了，见陈谔未死，以为是天意，遂将其释放并官复原职。陈谔并未因此次的处罚而吸取“教训”，此后一日陈谔率同僚论事，又触怒朱棣，与议事同僚均被暂时停职，并被罚去修葺象房。同僚们大多花钱雇人来完成任务，而陈谔为官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老老实实地干活。适逢朱棣至此观象，问是谁在修屋。陈谔匍匐前往，说明缘由。朱棣怜悯他，命其复官。此后，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直谏敢言的作风，反而更加积极地指陈官员的得失，弹劾失职的官员，向皇帝提出可行的建议。一时之间，朝纲得到了整肃，皇帝对陈谔更加信任。
永乐十一年（1413年），陈谔由云南奉诏回京，此后辗转任职于通政使司、应天府（今南京）、刑部、鸿胪寺以及工部，且都担任代理职务。每到一处任职，陈谔均可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并济，处事总能抓住要领，有所建树，将千头万绪的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署理工部事务时，他的政绩官声犹胜于前。
永乐十六年（1418年），陈谔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即顺天府尹。北京城位居天子脚下，达官显贵多居于此，治理难度可想而知。陈谔任职顺天府尹期间，政事清明，将京城治理得有条不紊，史书称陈谔有“汉张、赵之风”（张、赵分别指在汉宣帝年间担任过京兆尹的张敞以及赵广汉，长安城在他们两人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市无偷盗，百姓安居乐业）。一次，陈谔在京巡视时，不慎冲撞了皇太子的仪仗。皇太子将此事上奏明成祖朱棣，朱棣说，“陈府尹是我父母官”，并未因为陈谔冲撞太子仪仗而怪罪。“父母官”是百姓对那些任职期间为民办实事官员的称呼，皇帝以此称陈谔，实质上是对陈谔施政的肯定和赞许。
永乐十七年（1419年），陈谔出任湖广按察使，在其任职的三年间，湖广地区很少出现冤狱。他还运用自己在署理工部事务时积累的经验，将前任官员未能完成的工程重新规划，做到“民不劳而事集”，没有让工程建设成为百姓的负担。在陈谔即将离任湖广按察使时，吏部侍郎师逵奉命来到湖广处理事务，挽留他担任督军。陈谔恪守军纪，治军严明，下令军队在地方驻扎时，不可扰民以及趁机欺压百姓，严令“扰民者斩”，当地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欲为地方藩王挑选一位佐官。朝臣们认为陈谔“重厚老成，才能兼备”，推荐其出任该职。熟知陈谔为人的朱高炽也认为 “此人宜为辅导，使人得易闻过”，是藩王佐官的不二人选，遂令其出任荆王长史。陈谔在担任荆王长史时为荆王朱瞻堈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史书记载这些建议对藩王皆“匡救多所裨益”。
宣德三年（1428年），陈谔因母亲去世回家乡广东番禺丁忧。家乡的老百姓平素就听闻陈谔公正廉明，于是那些含冤受屈的老百姓都趁陈谔回乡，向他伸冤。陈谔一一施以援手，尽其所能为含冤的老百姓伸冤平反。当时，有一位名为阮巨的宦官来粤地向百姓索要虎豹，陈谔假意与他饮酒作乐，在觥筹交错之间，从阮巨的住处取出一张虎皮。第二天，陈谔以此为证据草拟一封奏折，准备奏报朝廷，弹劾阮巨挪用公款。阮巨得知后，大惊失色，忙设宴招待陈谔。酒过三巡，陈谔问阮巨：“有传言说你净身（指阉割）得不干净，最近还纳了小妾，传言可是真的？”阮巨心中有鬼，欲用钱财收买陈谔，故带着陈谔进了内室。内室中摆满了许多瓶瓶罐罐，陈谔知道里面肯定装有阮巨大量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但还是故意问道：“其中为何物？”阮巨回答道：“瓶罐中装的是美酒。”阮巨想从中取出一些金银贿赂收买陈谔。没想到，陈谔听了他的回答后，笑着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喝酒的。”说完立即派人将内室中的瓶罐搬走。阮巨大为惊恐，百般哀求，陈谔核算数目后，将其中的一半取走，上交朝廷。阮巨不得不自认倒霉，离开了广东，粤人对此拍手称赞，引为一时笑谈。
丁忧结束后，陈谔复职担任荆王长史，因与荆王不睦，转而出任镇江府同知。适逢户部侍郎周忱奉命在淮河一带督治河漕，陈谔被指派负责修葺河岸堤坝的工作。陈谔根据当地的山川地势，因地制宜，将镇江一带的庙宇、斋堂、学校等皆修葺一新。任期未满，陈谔以年老乞归，镇江百姓感念陈谔为镇江建设作出的贡献，多加挽留。其后又多次向朝廷申请致仕，终获允准，归乡两年后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陈谔一生以直言敢谏著称，这种直言敢谏的性格为其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不少“麻烦”，致使其仕途多有起落，但他从未改变初心。皇帝对其可以说是“既爱又恨”，但始终欣赏其刚正耿直的性格。在陈谔出任荆王长史期间，因其不负皇帝重托，驳正了荆王的许多不足，皇帝对他深表赞赏，并赐予其“忠良鲠直”，以彰其功。与他曾同朝为官，官至南京右副都御使的朱与言在为陈谔撰写墓志铭时，回忆起陈谔一生耿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格品质，亦不禁发出“顾世之才德节操有如公者能几何人哉”的感叹。明末史学家谈迁评价陈谔说：“陈公之鲠直，九死不移，宜其简在帝心，徒以执政不悦而竟不果召。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