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胜星

最近读到江春根的散文《可薇》被深深地感动。该文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命运多舛的乡村少女形象，展现了她在家庭变故、生活困境中的挣扎与成长。文章主题聚焦于“成长”“选择”与“希望”，情感真挚而深沉。文中作者对可薇的同情与关怀贯穿始终，尤其是作者与她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善意，同时也彰显了一位乡镇干部的情怀、责任与担当。笔者在与作者沟通后得知，此文打动了很多读者，有些人向作者捐去善款，希望作者转交给这个女孩，还有很多人说要免费教她学徒。我相信，这篇文章或许对改变这个女孩的未来命运有一些帮助，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

笔者曾在多篇评论中主张，散文要关注现实、关注当下，要接地气，江春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作为昌江区的一个乡镇干部，他的散文创作始终以新时代乡村现实生活为切入点，用文字描绘城乡生活的原貌，直指现实中的精神困境。他的散文比那些故纸堆里写童年与故乡的怀旧散文鲜活得多、生动得多。我们欣喜地看到，他近年来创作了数十篇现实主义散文作品，都把目光聚焦于他身边的人和事，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观照，他的作品既不是对田园牧歌的简单化追忆，也不是对都市生活的表面式记录，而是以温情的笔触捕捉平凡生活中的亮点与暖意，在日常中挖掘人性的复杂。这种创作姿态不仅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自觉，更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散文的叙事维度。

除了开篇提到的《可薇》，他的散文《大山里寄宿的小女孩》也是一篇现实题材作品，文章在平淡的叙述下暗涌深情。它告诉我们，关怀不是单次的壮举，而是持续的关注和理解；成长不是完美的直线，而是充满跌撞的曲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作者能够停下脚步注视一个留守儿童的冻疮和笑容。这篇文章最珍贵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爱心叙事，展现了援助关系中容易被忽视的人文关怀。

散文《回不去的老家》通过一次返回都昌老家的叙述，带给我们的阅读反思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这似乎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永恒的哲学命题。寻根问祖是中国人的传统。但真正踏上荣归故里的征途，其过程似乎也只是一个过场。人生本就是过客，我们更应该重视哲学命题的第三个问题：我将要去向何方？主人公的返乡之旅并非衣锦还乡的圆满叙事，而是一场身份认同的溃败。作者通过物质空间的消亡隐喻精神家园的失落，尖锐地叩问：“当故乡成为地理名词，我们的根系该扎向何处？”这种生存困境唤醒了我们每个人对城乡变迁的忧患。

农村红白喜事的礼金往来，本是人情社会的粘合剂，却逐步异化为攀比与算计的竞技场。在散文《随礼琐事》中，作者以白描手法记录村民随礼现象，并进行梳理与描述，反映个体的烦恼和喜悦，暴露出传统伦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畸变，我们惊叹于作者敢言善言的创作风格。而在《管读》中，他通过陪读父母的视角，以自身陪读经历揭露教育产业化背景下家庭的集体焦虑：学区房、补习班、升学率……江春根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写什么”的选择，更是“如何写”的方法论——他拒绝宏大叙事，而以微观视角切入，让琐碎的日常承载起当下与现实的时代份量。

散文《拜年》以正月拜年为叙事线索，通过三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片段，构建了一幅中国乡村年节文化的细腻画卷。文本在表面欢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下，潜藏着对传统消逝、亲情维系与生命无常的复杂情感，它通过微观的个人记忆，保存了正在消逝的乡村年节文化；通过对拜年这一民俗活动的细致观察，揭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与生命观念。

还有他的《龙井路边摆摊人》《早餐记》和《树底下，人影婆娑》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市井烟火中的人性光谱描写。

作为《景德镇文坛》的编辑，笔者有一次收到江春根投稿的散文《杨冲坞》，当即决定向省报推荐。《杨冲坞》以轻灵随性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当代田园生活的图景，在平实的叙述中暗藏深刻的现代性反思。这篇散文表面上记录了一位城市知识分子归隐山林的故事，实则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与人物刻画，揭示了当代人面对都市生活焦虑时构建的田园想象，以及这种想象背后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当我们谈论归隐时，我们究竟是在寻求什么？是对现代生活的真正逃离，还是仅仅在为疲惫的心灵寻找一个临时驿站？江春根没有给出答案，但他通过杨冲坞这个微缩景观，让我们看到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江春根的散文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映照出当下的真实面目，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不乏市井气息。在他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唯有深切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才能窥见人性的微光。这微光虽弱，却能为照亮我们共同的前行之路增添一些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