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廉吏张联桂，历任广西灵川县知县、贺县知县、全州知州、广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广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广西巡抚等职。张联桂为官期间，“以清廉自矢”，“兴学校、劝农桑、造征册、严催科、除虎患、和土客、戒械斗、移营汛、修桥平路、创建暂栖所规、复养济院各事，次第举行”，百姓对他赞许有加。
同治七年（1868年），在太常寺已做了十年小吏的张联桂被选授广西庆远府理苗县同知。其时，张联桂总结自己在京十余年的官场生活，作诗《自嘲》一首，感慨道“薄宦十年何所有，半肩行李半诗囊”，这句诗成为了他一生清廉为官的真实写照。
同治八年（1869年），张联桂被选授为广西庆远府理苗同知而外放，尚未到任，又改任桂林府盐运、水利同知。离京前夕，时任直隶知州的伯父张镕一再告诫张联桂：“汝此去必作州县，须为好官，勿贻祖宗羞。”路过扬州老家告别父母，其父张薰更是千叮咛万嘱咐：“为官不易，荣辱全在汝。”张联桂“跪懔庭训，以清廉自矢”。对此，他曾写诗记录：“忆惜粤游日，上堂别严父。父言官不易，荣辱全在汝。阿母来父旁，握手心悲楚。谓儿将远行，驿路慎寒暑。”对伯父、父亲的诫勉之言，张联桂牢记在心，以后一生践行“做个好官，清廉自律”的家风。
同年，张联桂以五品同知之职调摄桂林府灵川县知县，在灵川任上不过一年，三十三岁的他就因为为政干练名扬广西官场。十多年前，广西金田爆发起义，灵川县亦屡有起兵者，故农耕频受干扰，人民流离失所，县乡财政入不敷出。张联桂到任后，发觉当地农业已恢复正常，粮食生产也达到了此前的水平，但前任知县钱粮征收不足半数。寻根究底，他得知原是胥吏代收田税时，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更为麻烦的是，战乱之中，户口田地等名册尽数损毁，钱粮征收数额只能听任胥吏信口开河。张联桂想重造名册，却受到重重阻碍。除了胥吏阻挠以外，一些县民也被蛊惑前来大闹公堂，张联桂公开升堂，说明利害，指出重造名册是为防胥吏作弊，对百姓有益，取得了绝大多数百姓的理解与支持。
其实，张联桂的爱民之情在其十六岁时便初现端倪。咸丰三年（1853年），其一家为避兵乱迁居扬州东乡老家浦头，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自己少年岁月时，提到了这段经历：“避居东乡，渐知农民疾苦。每见差役扰民，心辄怒。”可见少年张联桂心中早已萌生了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凶吏的厌恶。
在灵川主政的一年，是张联桂崭露头角的一年，对于灵川县来说，亦是翻天覆地的一年。为治虎患，他捐银捕虎；为解田旱，他劝修水利；为改善监狱环境，他将被羁押人群分类分押，减少因羁押人数过多而可能引起的疾病蔓延；为保障县学教师工资、学生补贴，他用心整治学田。
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张联桂接到朝廷补授庆远府知府的调令，还未到任，父亲谢世。噩耗传来，张联桂立即启程回乡丁忧。好友许其光闻讯送来赙仪，张联桂坚辞不受，并说父亲遗言辞赙。有感于此，许其光送来挽联：“有子擢专城，喜丹诏飞来，犹及桑榆承爱日；遗言辞众赙，叹素冠归去，依然藜藿旧家风。”张联桂将这副挽联悬挂于灵堂之上，可见未收同僚及其部下的赙仪。张联桂丁忧回乡途经灵川县时，“每下车小息，父老呼妇抱子，有送烟茶、馈瓜果而来，慰藉予者甚殷，余转愧焉。”这才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张联桂回乡后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其子张心泰所言：“时本多积逋。出宰广西，清廉自矢，不名一钱。而两次营丧葬，家计益窘，而年终索逋者盈门……如此四年，实受人生未有之苦。”张联桂的清简乃至贫寒可见一斑。
同治十三年（1874年），仪征人卞宝第为张家写的《吴氏（张联桂母）墓志铭》一文中记述了张联桂的父亲张薰的部份行述：“寡嗜，喜俭，小裕，善施。”张薰是一位慈善人物，扬州遭大水时，他主动捐款，带头组织救灾。张联桂继承了父亲乐善好施的品性，他常捐出自己的养廉银，用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在灵川任知县时，张联桂闻知常有百姓被虎噬死，立即发出《捕虎示》，号召乡民猎户参与捕虎，并拿出养廉银“以矜其功”。在贺县任知县时，张联桂带头捐修桂岭沿江桥路、养济院和书院。在惠州知府任上，张联桂带头捐款修浚惠州府城沟渠、甘公堤和育婴堂。张联桂因而经常入不敷出，尽管如此，他始终洁身自好，清廉守节。
张联桂在广西巡抚任内，正值中法勘定广西与安南（今越南）边界。由于清政府妥协退让，中法最初绘图，部分中国领土成为失地。其中金龙洞长六十余里、宽十六余里，四周皆山，为广西边境险要之地，已划归越南。张联桂认为金龙洞是广西重镇龙州的屏障，如果将金龙洞放弃，一旦边境发生战事，龙州很难固守，广西全境也会有危险。他使用较先进的“西法”，对一千九百余里的边界线进行勘测，同时与提督苏元春商量对策，并向法国人力辩，最终推翻了以前的协议，更改了旧的界图，使金龙洞这个重要关口重归中国版图。
张联桂的一生，“廉明笃实”，居官无愧，确为“疆吏中矫矫者”！不仅其治下百姓受其恩惠有口皆碑，家乡扬州人民亦以他为荣，在江都龙川广场的石碑上，刻有张联桂的浮雕像供人瞻仰；浦头镇南广场，也有张联桂雕像和他英雄事迹的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