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亮荣
读小学时，家里虽未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但以番薯当主餐是常有的事。负责做饭的三姐会经常问母亲：“晚上吃什么菜？”母亲望着一大家子人，脸露穷途末路的尴尬，经常勉为其难地说：“蒸一锅番薯吧。”过了个把小时，一大锅的番薯熟了，锅盖一揭，香味四处弥漫。家人也不正襟危坐在桌边，前后进到厨房，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拿了香喷喷的番薯，有倚门框站着的，有出到门口晒谷坪溜达着的，都一口一口地咬吃着滚烫的番薯。锅里一般有两种番薯，一种是北京番薯，也叫红心番薯，它皮薄肉脆，薯皮呈淡红色，薯瓤金黄，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味道特别甜；另一种是广东番薯，薯皮淡紫，薯瓤泛白，口感柔软，味道似栗。我更喜欢吃薯皮有点烧焦的广东番薯，它的香味更浓，有唇齿留香之感。
我参加工作后，偶尔会吃到番薯，但它再也不是主食了。有时出差，有时旅游，有时应酬，桌面上会出现番薯的身影，但它往往不是独自出现，是以“五谷杂粮”的名义而来。“五谷杂粮”里头，有番薯、毛芋、玉米、花生和豆荚，那番薯基本上是北京番薯，它个小，色泽红艳，切断后一截截摆在那，更让人食欲大增。每每见到北京番薯或者广东番薯，仍念念不忘儿时的味道，甚是亲切。那股馥香在记忆深处并未飘远，飘远的只是如梭岁月。
有一回，我在北京友谊宾馆遇见了北京番薯。2017年7月21日，惊闻高中同学平病逝的噩耗，内心悲痛不已。平是一名部队上的副团级军官，是我们读高中时相处得很好的一位同学。遗体告别仪式前一天，我从江西瑞金绕道福建厦门乘机前往天津，高中同学“酒鬼”从江苏苏州绕道上海赶赴天津，在广东东莞开了家毛织厂的高中同学“奶包”则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我们聚拢后，如期出现在吊唁现场。庄严肃穆的告别大厅里，哀乐低回，白花寄思。平生前所在单位众多同事都来了，在哀乐声中纷纷脱下军帽鞠躬致哀。鲜红的党旗覆盖在戎装齐整的平的身上，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平安安详详。我再也看不到他往日欢笑时露出的那对可爱的虎牙了。貌似刚强的生命，有时却甚为脆弱。那一年，平44岁，正值壮年。
离开天津时，由于“奶包”未去过北京，也由于离北京近，我们去了趟北京。到了北京，高中同学武早已在地铁站口等着我们。同学聚首，相见甚欢。在友谊宾馆上班的他告诉我们，已开好3个房间。我对武说，只开一个房间就行。武说哪有3张床的房。我们建议他用用其高管的便利，挪一张床过来，挤挤，便于叙旧。在我们的坚持下武没有再坚持，四人一屋，聊至下半夜。我们聊得更多的不再是理想、抱负、人生和文学，而是家庭、婚姻、事业和友谊，就如“酒鬼”所言，住友谊宾馆叙友谊情感更恰如其分。
早上醒来，我们闲庭信步在友谊宾馆的园子里和树影下，感受那份特有的幽静。身边的花圃里，散发出种种迵异的芳香。树上的乌鸦不时呱呱呱地叫出几声，从这枝跳到那枝，抖落下一片光芒。我们知道友谊宾馆是重要接待场所，名声在外。武告诉我们，国外众多政要经常下榻于此，有些国事活动也常安排在这。
早餐时，那餐厅可谓金碧辉煌，格调高雅，各色食品琳琅满目，有中式、西式的，像是遇见一片食品的森林，品种多到令人眼花缭乱，不少食品甚至让人叫不出名来。我自恃走过大江南北，也恍如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拘谨而无措。人头攒动的大厅里，那些我们难得一见的来自国外的黑人白人比比皆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有，他们也都优优雅雅地端着盘子在一排排的食品区里选择自己可心的食品。“奶包”依样画葫地端起盘子搜罗吃的，几圈下来，落到他盘里的仅是简单的几样东西，那是几截番薯、一个水煮鸡蛋、几片酱香牛肉、一只奶油小馒头和一小撮青菜芯，手里还端了杯满满的豆浆。他刚入座，我们的目光落在他盘中的番薯上，忍不住直接取笑他：死“奶包”，你蠢过蠢绝（愚蠢透顶之意）！到了北京还吃番薯啊？不开开洋荤？“奶包”憨憨一笑，好食呀！闻之，真觉得“奶包”是枚名副其实的“北京番薯”！如果不是在那特定场合，我们几人肯定会笑得人仰马翻。随后，“奶包”则说，有番薯吃算不错了，要忆苦思甜，你们是不是忘了以前读书时帮我家在地里收番薯时，你们把还没洗干净的北京番薯也放进嘴里啃呢。我记得，那年我们读高二时，一伙高中同学聚到一起帮你家收了一片地的番薯。我还记得，收番薯后没多久，你姐出嫁，我们一帮子同学去了你家食东道，刚上一盘菜就立马吃光一盘菜，水酒也一碗接一碗地干，吃得一个个东倒西歪。
不知何时，在我们老家，番薯成了一个代名词，有点贬义的意思了。比如一个人做了本可避免却未避免的事，就叫人“番薯”或“死番薯”，意思是有点蠢的意思。还比如一个直性子的人，说话做事不会弯弯绕，不讲场合，直来直去，也会被人唤叫成“番薯”。那回从北京归来，我们把本是绰号的“奶包”换成了“北京番薯”，有事没事也“北京番薯”“北京番薯”地叫，叫得人家一地欢笑。
2023年8月18日，“北京番薯”到了北京，住的仍是北京友谊宾馆。这回，是送他儿子去北京大学入学报到的。此文草就，东方欲晓。我估计此时的“北京番薯”正领着妻儿走进餐厅，甜滋滋地吃起了“北京番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