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近年来，以发生在90多年前中央苏区的反假币斗争为题材的电视剧、微视频创作，相当活跃。笔者不才，受命审看过几个此类电视剧、微视频的初始脚本，接受过一些创作者作品构思阶段的咨询。为此，笔者愿以文献史料与史实为据，还原中央苏区反假币斗争的一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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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7月开始发行苏区统一的国币起，货币斗争就多了个反假币的内容。中央苏区最早出现的假币，是伪造中央造币厂铸造、由国家银行发行的面值为两角的硬币。这是怎么回事呢？

时任中央造币厂厂长的谢里仁，在他的回忆文章《在中央造币厂》[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8页]《中央造币厂亲历记》[谢里仁：《中央造币厂亲历记》，中央苏区工运史征编协作小组编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改革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63页]中，翔实细致地记述了他主持并亲历厂子铸造硬币的过程，以及他打击制造假币的反革命行径的斗争。

谢里仁是兴国人，银匠出身。1930年初他便来到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的东村造币厂，担任负责人，并从事雕刻钢模的工作。同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缴获大量银料，东村造币厂改为江西省苏造币厂，旋即在原来设备与技术基础上，铸造“袁（世凯）大头”“小头（孙中山）洋”“雕子边”（墨西哥鹰洋）三种型号的银币。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江西省苏造币厂迁至瑞金，成立中央造币厂。谢里仁带领十多个铸币师傅，来到中央造币厂所在地叶坪洋溪，就任厂长。十余天后，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与曹菊如等来到造币厂，交给谢里仁两张正面上方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背面有镰刀斧头图案，只是大小规格不同的银币图样，大的面值壹元，小的面值贰角，交代谢里仁组织抓紧铸造。

谢里仁坦言：说是造币厂，其实简陋得很！原料是打土豪没收来的银锭、银首饰，放在炉子里融成水，铸成2寸多宽、5分多厚的长块，再把它绞压一下，剪成与银圆差不多、放得进钢模的银坯，然后用天碓（自制的大麻石加木支架、麻绳组成的土冲床）一冲，挤压成型，最后将银圆上的疤拉锉掉，就是成品了。

有个微视频拍摄方案别出心裁，将这一铸币流程杜撰成：把含银铜矿石粉碎，然后成坯，使用某冲压法，冲压成假币。而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正是从包裹假币的米果（以此蒙混过关流入苏区市场）中漏出的金属粉末，寻找到假币来源的信息，于是展开各种斗争，包括与某美女地下工作者的情感纠葛，终于破案。看了不免让人惊叹编者的想象力何其“发达”，其创作初衷又何在。

至于苏维埃如何出现两角假硬币，苏维埃又是如何应对的，谢里仁说得明明白白：有一个时期，不法商人钻部分苏区群众不愿使用国家银行纸币的空子，拿我们造的银圆（面值一元），从私人手中兑换纸币，一块银圆换走十几元纸币（按国家银行规定的两者比价是一比一）；然后他又拿了这些纸币到银行兑换我们等值的两角银毫子。如此一转手，一块银圆换去了3斤多两角的银毫子（按国家银行规定一元银圆兑5枚两角银毫）。不法商人之举，既扰乱了金融，也造成铸币缺银的困难。毛泽民分析这种情况后，决定立即停止银毫子的铸造。可是，这一来白区就有人趁机仿造这种假的银毫子了。

谢里仁还回忆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知道市面上出了两角假银币后的处置情况。1932年春的一天，[按这个日期恐有误，因国家银行发行国币是在1932年7月，此前两角银毫应尚未面世，外人无由伪造。况且谢里仁在另一篇回忆文里记为“有一个时期”]毛泽东把他和陈祥生找去问道：国民党按我们的样式，做了一种两角的银毫子，你们知道吗？接着拿出一个假毫子又问：敌人是怎样弄出来的，怎样识别真伪。谢里仁一一作答，重点说了如何识别假币。他凭自己经常跟银、铜打交道的经验，肯定地说那枚银毫子是铜的，只是表面电镀了层银。只要将那假币在石头或木头上轻轻一擦，就露出铜质来了。这种假币是筠门岭的一个土匪制造的。筠门岭系中央苏区南大门，处闽粤赣边区。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表示说，准备派两个师的兵力去围剿土匪。另外，要他们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真假，堵塞假币在苏区流通。

下面一段史实可以补充谢里仁的回忆，更准确详尽地反映了中央苏区反假币斗争实际。1933年春，寻乌县吉潭区苏政府发现从广东流入当地的两角银毫有假冒之嫌，经逐级上报中央财政部认定后，寻乌县苏政府当即下达第1号密令，[《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密令（第1号）》（1933年2月10日），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6页]一面告诉干部和群众，识别假币的方法；一面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严厉查禁假币，做到：（一）各乡苏政府动员负责人在群众中、市场中注意使用假银毫的人，一经发现应严密查究，待查出假银毫来历（但不可公开），立即报告县苏政府。（二）各边区、各边乡苏维埃政府须调动忠实同志一二人，专门负责在路口盘查自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行人、客商，特别需要搜查银毫。如查到带有假银毫的人，即连人带钱捉送县苏政府或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分局审讯。（三）这是一件紧要工作和一种严重问题，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艰苦耐劳继续密查下去，一个月没有查出，再查几个月，只有在艰苦奋斗之下，才能破获反革命的案件。（四）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国家银行的货币，仍然要号召和领导群众使用，决不许有丝毫疑虑与破坏。

寻乌县苏密令发出半年后，1933年8月，吉潭关税处查出瑞金县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假借去广东办货，实际去偷运两角假银毫的反革命案，案值170元。吉潭关税处将假币和案犯解至瑞金，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即向县裁判部提起诉讼，要求判处赖犯死刑。[《瑞金反革命地主豪绅的阴谋偷运伪币破坏苏维埃金融》，《红色中华》第102期，1933年8月16日，第7版]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已然能清楚地了解到中央苏区反假币斗争的缘起、经过、内涵及程度；知道苏维埃政府对反假币斗争的认识与决心，采取的策略和措施，遵循的群众路线及法治原则。它们为当下创作中央苏区反假币斗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无疑提供了极其真实而又生动、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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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不久（1933年4月12日以后），[1933年4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发出关于谍报工作的第2号训令，该局第3号训令中提到要根据第2号训令布置特派员和工作网的具体任务]国家政治保卫局发布了关于镇压经济反革命问题的第3号训令（缺发布日期）。[《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第3号--关于镇压经济反革命问题》，延安时期中央社会部编：《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上册，第149-152页。训令第2号亦见此书]训令提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的经济反革命材料表明，敌人依赖白区的物质条件，用铜质假造苏维埃的国币，将它们偷运进苏区来混使，企图以之动摇苏维埃货币的信用，破坏苏区的金融流通。如安远、会昌、兴国、瑞金都发现假银毫币，兴国还发现假纸币。为杜绝假币的入口和使用（尤其是邻近广东的地方），训令提请各县分局应加倍注意，派出检查员到来往白区要道去执行经常的或突击的检查。凡来自白区的行人，皆应严密检查其包裹与身上所带物品。各省、县、区如发现有假币使用时，应将使用者扣留，追查来源。另外，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水陆交通检查须知》（1933年9月23日）[《水陆交通检查须知》（1933年9月23日），《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上册，第178-180页]这个文件中，也要求检查员如查出假币时，对于关系人要立即予以扣留，送所属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办理。

1934年春，福建省明光县（连城）发现有反革命分子假造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该假币与真币不同，像纸色、号码都不同，纸背也不明。经查系该县林坊区反革命分子林明映、林积记所为，便将二犯捉了起来，扣留在明光县政治保卫分局。[《明光县反革命假造国家银行纸币》，《红色中华》第156期，1934年3月1日，第3版]

同年春夏之交，福建省政治保卫局依靠本身努力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一连破获了三个重要案件：第一个是省苏内务部去年11月失枪，今年1月失了1600元大洋的盗窃案；第二个是埋藏步枪102支的私藏枪支案；第三个就是用木板伪造一元一张的国币的经济反革命案。这3个案件已于3月23日，由省政治保卫局连同罪证和主犯，一同送到省裁判部，并由省裁判部在汀州市文庙组织了公开审判会。

经审理查明，第三个重案主犯阙渭川，是永定逃来汀州隐藏的（靖卫团）团总，他妄图伪造国币，进行经济反革命，破坏国币信用。法庭判决对他和前两案主犯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在公审时，省政治保卫局把起出的枪支和伪造的纸币拿到公审台上给群众看，参加公审的群众都说：“啊！保卫局真厉害，这样久的东西都查出来了，伪纸票我们还未看过就让保卫局捉到了，这些反革命确实该死！”[《汀州市同时破获反革命案三起》，《红色中华》第180期，1934年4月26日，第5版]

从上述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披露的信息，我们不难看到中央苏区反假币斗争，是在假币散布范围不大、量不多情况下开展的，伪造国币者的手段也并不高明，远未达到以假乱真程度。而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依靠广大群众，采取有力措施以应对，及时地防患于未然，并稳、准、狠地打击与镇压了制贩假币的反革命行径。在这场斗争中，担当指挥员、战斗员的，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级特派员、保卫大队指战员。而这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赋予他们在经济上侦查、压制和消灭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的任务。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则起了参谋作用，如鉴定铸币、钞票的真伪。

有的电视剧、微视频制作者却不顾这些，胡编乱造出诸如国民党当局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大量制造假的苏维埃国币，并输入苏区，以破坏苏区金融与经济。为实现其阴谋，甚至派出精锐力量及设备在赣州组建基地。连中统头目徐恩曾也不辞辛劳，亲临赣州督阵。还有国家银行干部率领人马深入虎穴，武装侦破、捣毁敌人制造假币窝点等等，匪夷所思的“故事”。坦白说，这哪里是在传承红色文化，分明是在歪曲、糟践红色文化；不但不能因此赓续红色血脉，还可能把观众带进沟里。唯其如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作者系原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赣南师大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西省法学会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