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
数月来，举国上下掀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热潮，笔者再三诵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屡屡为字里行间的伟大精神和人民情怀所打动。《决定》开篇第一条，“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等话语，就每每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很自然地联想到120多年前开创维新伟业的江西先贤陈宝箴（1831～1900）。
晚清名臣陈宝箴（字右铭，号四觉老人），籍隶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位于今九江市修水县境内。修水与湖南、湖北接壤，陈宝箴的仕宦生涯集中于湘、鄂两省，除其他因素外，也与此有关。陈宝箴的后裔虽与故乡修水并无太多交集，但数代人一直以身为江西人为荣，“义宁陈氏”的家族名称沿用至今，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陈宝箴之孙）被尊奉为“义宁先生”，其学说也被称作“义宁之学”。今人常说“义宁陈氏家族”是一个可以把“江西”二字写大的文化世家，其精神遗产就包括陈宝箴在湖南救亡图存、破旧立新的改革实践，也包括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在江西利用外资修筑南浔铁路的艰辛历程。限于篇幅，本文将聚焦1895至1898年间陈宝箴的维新事业，与读者一起驻足倾听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回音。
1895年，因甲午（1894）海战惨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主权尽丧，危机日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增一劫。祸不单行，湖南大旱，赤地近千里。内忧外患之际，年过六旬的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其时朝廷财力早已捉襟见肘，想要尽快缓解灾情、平定民心，只能自谋出路。陈宝箴利用电报请求外省督抚施以援手，很快收到五六十万元赈济款。他首先大赈灾情最重的浏阳、醴陵、衡山三县，拯救饥民于绝境。与此同时，奏请朝廷准允湖南境内往来售卖谷米杂粮一概免收厘金，等到年谷丰稔再恢复旧章。随后，他又严令禁止贩运米粮出境，以免灾情加剧。未过多久，不法商贾的上千艘运粮船集聚岳州，企图冲关而去。水面上船只麇集，商贩喧嚣鼓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陈宝箴派遣某总兵持令前往弹压，授权其便宜行事，违者就地正法。多措并举，敢作善为，百余万灾民最终得以存活。
造成赈灾难度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湖南吏治贪腐成风。陈宝箴深知，国运不昌、世风日下，欲有所作为，“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原，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转引自张求会著《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下文所用资料，凡转引自该书者，则只标页码）赈灾济民首战告捷后，他迅速开展对吏治的大力整顿。府县以下贪暴虐民、昏庸无能的二十多名官吏被果断撤换，旋即代以干良者。幕僚任驎在湘盘踞多年，广通声气，植党营私，把持大小政务，气焰最为嚣张，陈宝箴奏请勒令回籍并肃清其党羽。直隶布政使王廉为任驎求情，陈宝箴据实上报，王廉也受到即行革职的重责。
完成安抚饥民、整顿吏治的任务后，陈宝箴将目光投向巩固农林和扶植工商。鉴于各处对整治塘堰多有忽视，因而无以备旱，往往酿成灾荒的严峻现实，陈宝箴责令各地有田之家与佃耕之户务必视同一体，设法兴办应修塘堰，以切实提高抗旱能力。湖南山地极多，但多数任令荒废。客民出身的陈宝箴自然明了山地生活的艰苦，但他也深知只有人尽其力、地尽其用才能保证无饥无荒、泽被后世。他一方面饬令各府各县组织开垦荒山荒地，因地制宜地种植各类谷物、树木；一方面劝谕有山之家与其日久荒芜，不如就近交与山民立约承佃，只须保留地权，不必计较山租，以促富安民。而蚕桑局的设置，除了肩负指导栽桑养蚕的专职之外，还显示出对农桑之事的极其注重。
广辟利源的另一举措，是大力扶植工矿业。湖南矿藏丰富，加快对煤、铜、金、银、铅、锑、磺等矿的开采，一度成为陈宝箴倚以为助的头等大事。相对于兴修水利、垦殖山林的农业生产而言，采矿业的组织经营无疑是陈宝箴遇到的一个新难题。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三种办矿方式虽说最终得以并行，但姗姗来迟的变通之举终究未能将每年增收百万的办矿理想变为现实。尽管如此，湖南的矿业仍然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到戊戌（1898）年间，各类矿场已达上百处。政变后，各项新政荡然俱尽，唯独矿务未被废止。一些用人得当、经营有方的矿场，收效更为显著。如廖树蘅、廖基植父子主持的水口山银矿，八年间赢利600万元，成效卓著，喧腾中外。
随着湖南民族工业的逐步开创，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制造局、化学制造公司、水利公司、轮舟公司等一批初具规模的近代企业应运而生。陈宝箴或是设法筹措创办基金，或是劝谕民众大力支持，或是准允专利以资鼓励，最大限度地调动有识之士的积极性，努力促进地方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局”（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见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这一专业性管理机构，也许最早出现在湖南长沙。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相信陈宝箴还会给后人不断带来类似的惊喜。
致力于开办工矿业的同时，陈宝箴对电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极为关注。出于军事和商业的双重需要，他委派专人负责将电杆从湖北接通至湘潭，力争尽早改善电讯落后状况。
粤汉铁路倡修时，原来的线路规划恰好有一段经过湖南，但上上下下都担心湖南士民难以顺从，经办此事的盛宣怀也犹豫不决，他特意将众人的担心透露给陈宝箴，陈宝箴的回答简短而有力：“湖南独非王土邪？诚便大计，必力任！”（第135页）盛宣怀仿佛吃了定心丸一般，于是原定线路不变。不料勘路工作费尽周章，陈宝箴深知绅民对于洋人普遍存在仇视心理，他不厌其烦地将修筑铁路的无穷利益反复晓谕民众，努力消除百姓的重重顾虑；同时与张之洞、盛宣怀等深思熟虑，力避操切行事。此外，陈宝箴又积极鼓励绅民集股自办，以保铁路利权。
务实之举的另外两项是“变士习”和“开民智”。湖南向称守旧，陈宝箴对症下药，久久为功。从最初订阅《时务报》分发各府州县，供官员次第阅读以开风气而广见闻，到后来创办《湘学新报》《湘报》，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又宣传变法维新，甚至鼓吹“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湖南的维新宣传一步步走向深入。而时务学堂和湘报馆，则成为维新派内之激进者试图引导湖南新政逾越“中体西用”樊篱的主要策源地，声名昭著，影响久远。曾在时务学堂肄业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在各自领域成就了一番名垂青史的伟业。他们当中，既有以蔡锷为代表的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豪杰，也有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终生奋斗于进步事业的民主志士，还有以杨树达为代表的创造一代学术高峰的国学大师。守旧士绅当年将时务学堂视为“革命造反之巢窟”（第198页），其实是对时务学堂的最好评价。
“敕军政”之举，最主要的是对旧式营伍的整改和武备学堂的创办。陈宝箴设法从湖北“挖”来善于治军的湘籍营官黄忠浩。黄忠浩不负所望，招募新军，更新装备，引进西方军队训练方法，军风军纪得以改观。陈宝箴又将省城的求贤书院改建成武备学堂，用以研习武事，培养新式军官。
“公官权”之举内容繁杂，既有得到新旧人士一致称颂的保卫局之设立，也有未能取得实效的课吏馆之夭折，更有招致境内外不断讦责的南学会之举办。
保卫局的设立和运行，署理按察使黄遵宪功不可没。这位思想开明、眼界开阔的外交家，留守湖南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竭尽全力地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深得陈氏器重和信赖。黄遵宪除了明令禁止湖南女子缠足之外，还仿照西方国家的巡警制度，裁撤保甲团防局，改设保卫局（附设迁善所），并亲自担任总办，总司其事。保卫局之职责在于“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运行模式则是“官民合办，使诸绅议事，而官为行事”。（第136页）。这一创新模式，事实上已经体现出公官权而倡民权、寻求地方自治的尝试和努力。1898年7月27日，保卫局正式开办。奸偷衰息、廛市晏然的效果立刻赢得官绅交口称赞，市井细民更是拍手称快。政变后，陈宝箴去职，各项新政纷纷遭到毁弃，但市巷仍私自沿用保卫局开办之法，编丁役以自卫。
湖南课吏馆（课吏堂）创设于吴大澂抚湘期间，对它的改造肇始于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之建议。约在1898年1月，入湘不久的梁启超在上书敦请陈宝箴谋求湖南自立之后，又有《论湖南应办之事》一书上呈巡抚。他在信中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因此“课吏堂不可不速立”。同时又建议设置“新政局”（而非“洋务局”），“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第137～138页）课吏馆真正开始运行时，梁启超已离湘返沪。因此，筹办事宜及章程草拟均交由黄遵宪负责。不过，因来馆者少，且为时甚短，课吏馆未能获取实效。
南学会，筹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年十一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痛感于德国侵占胶州湾，瓜分危机加重，欲先从湘省发动，联合南部诸省志士，相与讲求救亡之法，讨论地方重大兴革之计，以备省政当局采纳，于是禀请开学会。陈宝箴欣然同意，以孝廉堂作为办会之所。著名学者皮锡瑞闻讯后，赞叹道：“开化可谓勇矣！”（第138页）十二月，约与梁启超第二次上书同一时间，谭嗣同也有《上陈右铭抚部书》论及亡后之图。谭氏认为，局势危急之下，“善亡者亦不乱”。“善亡之策有二：曰国会，曰公司。国会者，群其才力以抗压制也。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与梁启超上书时有所保留的做法不同，谭嗣同此信相当大胆而直接，他一面痛斥湖广总督张之洞“动辄与言民权者为敌”，一面将陈宝箴称颂为海内唯一“能兴民权者”。（第138～139页）由此不难发现，陈宝箴对于成立南学会的真实用意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在长沙正式开讲，“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钟十二下，主讲诸公就坐，会者毕坐。堂上铃声作，执事者唱‘毋哗！’咸屏息敬听。”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殿后，讲“为学必先立志”。陈宝箴此讲，“首举‘有耻立志’四字为言，闻者洒然动容”。诸人讲毕，“堂上铃声作，众皆起，鱼贯趋出”。“于是士大夫啧啧称羡，以为贤长官用平等之仪，讲会学之旨，情比于家人，义笃于师友，此事为生平所未见，不图今日见三代盛仪也。闻湘省之风者，可以兴起矣！”（第139页）
此后，南学会的宣讲难以避免地不断遇到守旧士绅的反对，各地分会也纷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各地维新人士自始至终都坚持开办学会之初衷——“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第139页）。于今察之，南学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地方议会的性质，不愧是湖南新政中最有改革底色和成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董吏治”“开利原”等六项重要举措，落地有早有晚，效能有强有弱，影响有大有小，但就总体而言，看得出存在着从部署到落实的“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决定》）。而隐含于其中的，则是陈宝箴及其主要成员对于既定改革大政方针的确立和遵循。
陈宝箴“学宗张（栻）、朱（熹），兼治永嘉叶（适）氏、姚江王（守仁）氏说”“师友交游多当代贤杰，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肃公”。（第140页）除了曾与曾国藩（谥号文正）、沈葆桢（谥号文肃）等人同甘共苦之外，他还曾与郭嵩焘交游于湖南，与张之洞共事于湖北。这样一批谙于国情、虽倡导洋务却始终主张“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第140页）的前辈，他们的观念和经验无疑对陈宝箴产生了深远影响。治湘期间，陈宝箴身体力行的，正是一条不伤国体、意图以稳健渐变之法立富强根基的改革之路。
从1895年至1898年，短短数载，陈宝箴既承受了来自守旧派阵营的攻击，又忍受了来自维新派内部的诘难，内外交迫，四方受敌，昕夕不遑，既劳且苦。1900年7月22日，还没有来得及对湖南维新事业进行总结，陈宝箴就猝逝于南昌西山。同为这场改革运动领导者、实践者的陈三立，迫于依然凶险的情势，在该年为亡父撰写的“行状”中仍不敢放言，而是有意弥逢、自我保护：“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第139页）然而，面对不绝于耳的谣诼曲解，满腔悲愤的陈三立忍不住要为冤死的父亲表达心声，竭力彰显老成持国者的耿耿孤忠：“府君虽勇于任事，义不返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务在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论者谓府君之于湖南，使得稍假岁月，势完志通，事立效著，徐当自定。”（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见《散原精舍文集》，第76页）及至半个多世纪后（1965至1966年），陈寅恪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才公开揭橥了乃祖乃父变法思想的要义：其一，中国旧法“不可不变”；其二，欲变“神州旧法”，既要“历验世务”，又须“借镜西国”；其三，康（有为）、梁（启超）“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义宁陈氏“本自不同”。（第103页）
不难看出，“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守国使不乱，卫生使不夭”、既“历验世务”又“借镜西国”，义宁陈氏三代人所作表述，与今日倡导的改革开放必须秉持“行稳致远”之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决定》），区别似乎只在措辞，其精神实质诚可谓一脉相承。进而言之，无论“突进深水区”，还是“啃硬骨头”，抑或“涉险滩”，（《决定》）既要“敢”字当头，还要“稳”字优先，二者缺一不可。
赣籍湘抚陈宝箴，从来没有忘却桑梓之地。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变法的举措、成效和影响已经或多或少地辐射到了邻省江西。陈三立在20世纪初数年间，或直接、或间接地投身南浔铁路建设事业，不但是他一生“最后的事功”（李开军《最后的事功：陈三立与南浔铁路之修筑》，载《中国文化》总第41期），而且是义宁陈氏对故乡最集中的一次回报。陈三立的所作所为，虽然尚有不甚明晰之处，但是仍然可以定性为“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这一点毋庸置疑。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缅怀维新先贤，既是纪念和尊崇，更是激励与鞭策。赣鄱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踵事增华，日新代异。足以告慰历代先贤的是，4500万江西儿女正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加快实现中部崛起，奋力谱写全面深化改革赣鄱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