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兆祺 

　　黄心勉，原名邦瑞，字慕琰，1902年生于兴国县筲箕窝进士第。母亲王太夫人，同县澄塘人，生性慈祥和蔼，节俭朴素，虽不识字，却善于教育子女。父亲黄家卫，得父遗产，有田数百亩，后因贩卖油盐，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又得肺结核病，在黄心勉12岁那年病故。幸得母亲含辛茹苦养育，黄心勉方能长大成人。 

　　自幼向学 奈何命运弄人

　　那时的兴国县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文化闭塞，许多人一辈子未出过山村，无知无识。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兴国县创立了县立小学和县立女子小学，黄心勉有幸成为该县最早一批小学毕业生。 

　　小学学习的经历，大大地激发了黄心勉学习进步的意识，走出去、见识外面世界的强烈愿望。可不幸的是，黄心勉小学刚毕业，父亲即留下一大笔债，丢下孤儿寡母离世而去。姐姐早已出嫁，弟妹还小，一家诸事全靠黄心勉帮助母亲维持打理。

　　当时的兴国县没有中等学校，邻县有却又不招女学生，江西唯一的女子师范学校又远在七百里外的省城南昌；再加上家庭生计的窘迫，母亲也不放心让才十二三岁的女儿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求学。虽然黄心勉迫切地想读书，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让宝贵的青春年华藏于深闺之中。 

　　1920年，经中人黄信三先生说合，19岁的黄心勉与从未谋面的姚名达成婚。1924年，姚名达赴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恰逢赣县新设江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姚名达的父亲姚舜生被聘为该校教职员。一直想升学的黄心勉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便放下一儿一女，进入该校学习。 

　　可命运真会作弄人。在女师学习未过两年，黄心勉年幼的一儿一女陆续染病，黄心勉只得休学回家照看孩子。然而两个孩子相继病夭，让黄心勉痛苦欲绝，整个人形销骨立。 

　　姚名达一边安慰黄心勉，一边劝说她重整旗鼓考入江西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没料想黄心勉又怀上了第三胎，不得不休学回家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刚要回校复学，又恰逢北伐军来到赣州，学校停办，黄心勉读书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就这样，读读停停，停停读读，一直到去世，黄心勉一辈子都未能完整地读完中学，这也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历经苦难 决意投身妇女解放

　　求学的艰难，生活的窘迫，子女的病夭，加之不断生育的辛劳，黄心勉身心备受摧残。因为社会、家庭种种原因遭受的磨难，使她对中国妇女所受的苦难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对妇女解放有了比一般女子更深的渴望，这也是她后来奋不顾身投入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动因。 

　　1929年春，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姚名达把黄心勉接到上海，其内弟黄邦俊也一同去了上海读书。 

　　由穷乡僻壤到繁华热闹的大都市，一般人难免会追求时髦摩登，变得奢侈慵懒，但黄心勉没有变。她“一切的物质生活，丝毫不改其素，布衣布鞋，不离其身。胭脂水粉，不沾其面”（姚名达语，下同）。黄心勉的房中，“除书橱床桌外，别无长物，甚至梳妆台、照影镜也没有”。家庭费用，“除了买书以外，一概储蓄，谨省刻用，不浪费一文”。

　　家务之余，黄心勉静心读书、补习功课、练写文章。有闲暇时，她会逛书店，搜罗了许多有关妇女问题的书籍。她在蓄积，她在准备，尽管蓄积什么，准备将来怎样做，一时间她还心中无底。 

　　之后黄心勉开始试着写一些文章，并向一些报纸杂志投稿。许多报纸杂志的副刊，常刊登她的文章。黄心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似乎在写作方面颇有天赋，再加上她的勤奋刻苦，渐渐有了点名气。后来像《妇女杂志》这样全国性的老牌杂志社也来向她约稿，她的长文《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就刊登在此杂志上。这篇文章虽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观点，但文中黄心勉提出的“妇女的痛苦是由于智力、体力、经济力的丧失”，鼓励妇女去取得这三大力量的看法，新颖独到，至今仍被妇女界常常提起。

　　然而这样的“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闲适日子，没有持续太长。 

　　1932年1月28日，日本兵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姚名达、黄心勉一家只得仓促躲避。他们在上海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家被日本兵焚毁，十万余张资料卡片、数千册藏书、十几部待出版的著述手稿，三四年的心血，全被付之一炬。 

　　在离家避难途中，他们看见沿途尽是些小脚妇女挈儿将雏，痛哭呼号，惨不忍闻。而进了租界，情形又完全两样，依然一派歌舞升平之象，舞场、戏院，人们依然醉生梦死，仿佛闸北战事与之无关。

　　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黄心勉、姚名达夫妇俩。他们手头尚有数千元稿费和积蓄，他们决定要用这笔钱来做点什么，来唤醒这些麻木的人，特别是那些“犹唱后庭花”的女子。 

　　黄心勉同弟弟黄邦俊商量，打算办一份《女子月刊》，“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女性”。可是，有刊物没有书店来发行，刊物就不能行销各地，于是，姐弟俩又决定先办一家女子书店。 

　　1932年3月20日，以黄心勉、姚名达夫妇用血汗换来的“卖稿酬金”作为筹办经费，女子书店就此成立，店址选在上海圆明园路29号一幢楼房的写字间。后来，因为书店发起人在书店的业务定位上与他俩有分歧，夫妇俩索性独立办书店。他们在霞飞路租了一间更大的房子，把家和书店合为一处，自此女子书店才正式开张营业。 

　　女子书店主张“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辅佐女子教育，促进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识，提高人类文化，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发掘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随俗，改良家庭生活”。夫妇二人还以女子书店的名义，组建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图书馆，筹办了女子读书奖学金等公益活动，全方位地为妇女服务。时人评价，“姚黄伉俪素具侠气，尤怜青年女子之困蹇者。每见贫寒女生，辄减价售书，或私助膏火。尝谓‘开女子书店非为牟利，实欲筑一精神庇护所’。”

　　创店办刊 不断提升女性地位

　　女子书店的创办，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他在1932年致北新书店创始人李小峰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见报知‘女子书店’已开幕，足令男子失色”。

　　“足令男子失色”的含义，有人阐发说，即鲁迅先生认为，女子书店的创办，推动了五四运动之后女性地位的又一提升。而女性有了地位，又有了出版权，男人对女子，也将由俯视变为仰望，男子高高在上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可见鲁迅先生对此举的评价之高。 

　　《女子文库》是女子书店重要的出版图书，原计划宏大，打算每集出一百册，不断出下去，后因人力、财力不足，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女子书店出版的《女子文库》，全是妇女题材，书名可考的至少出版有50种，实际出版数或更多。比如第一集，除黄心勉所作的《心勉偶存》《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等重要著作外，也有姚名达之父姚舜生先生所著《中国妇女大事年表》《中国妇女历史演义》等。还有一些翻译引进的图书，如《女性社会史》《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英国中世纪妇女生活史》《世界妇女运动史》《女伟人的故事》等。

　　女子书店成立将近一年，因积累了一定的编辑、出版、发行经验， 黄心勉觉得时机成熟，于1933年3月8日，正式创办《女子月刊》。 

　　当时，虽然提倡女子教育、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关于女子的刊物也有一些，但真正替妇女着想，为妇女解放代言的刊物，其实少之又少。因此，《女子月刊》在申城甫一亮相，即吸引了国人尤其是妇女惊异的目光，称其为“妇女的良师益友”“女子前途的明灯”“女界的福音”“女界的洪钟”“总是替女子说话”。著名教育家、诗人于右任后来还专为《女子月刊》题写了刊名。

　　不久，女子书店的《女子月刊》就成了全国著名的女子刊物，并和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生活书店的《妇女生活》一起，被誉为当时中国妇女刊物的“三面大旗”。 

　　《女子月刊》的出刊时间是特意选在3月8日这一天的。 

　　黄心勉在《女子月刊》发刊词里声明办刊宗旨时说：“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智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

　　“推进妇女运动、维护妇女权益”一直是《女子月刊》的重要使命。黄心勉在《旧的支票和新的支票》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开发妇女智慧、充实妇女能力；先要使她们知道，要认识她们自己的地位，了解痛苦的来源，明白国家社会的症结，学得生活的技术；再要使她们实行；要她们抛弃被豢养的生活，投身各种生产事业。” 

　　广受青睐 留下精神文化遗产

　　《女子月刊》内容丰富、实用而健康，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发行量高达两万份，这在当时，非常难得。 

　　姚名达在《我为的是什么》一文中叙述的一件事很能说明《女子月刊》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一位叫黄癸元的朋友曾告诉姚名达说：“我们一家男女老小共有七个人，全体都喜欢看《女子月刊》。《女子月刊》在每月十五号出版，至二十号方可寄到。一家人眼巴巴候到那天，都在门口等候邮差，邮差一到，大家便上去包围，伸出十四只手乱抢，都欲先睹为快。因此大家商定，定了一个拈阄的办法，依次传观。” 

　　《女子月刊》越办越好，畅销全国，经常脱销，连撰文作者拿不到样刊都是常有的事。按理说，杂志销售量大，赢利就越多，但《女子月刊》却不是这样。

　　《女子月刊》不是商业期刊，黄心勉、姚名达是把它当作文化事业来做的，他们想的不是营利，而是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女子月刊》，他们不断地压低杂志售价，内容却不断增加，页码由初办时的160页增加到260页。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女子月刊》销售越多，亏损就越大。而办刊物是要资金投入的。于是，两人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积蓄和稿费，更加压缩家庭生活开支，去填补这个无底洞。虽然有许多作者是自愿投稿不取稿费的，仍无济于事。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竟造谣说夫妇二人靠办《女子月刊》发财。为此，姚名达不得不在《女子月刊》发表《姚名达紧要启事》一文，以正视听。

　　黄心勉任《女子月刊》主编期间，因实在忙不过来，曾聘用过一批女性文化人来协助办刊。后来，编委中还增添过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办刊思想也有了很大进步，不再局限于妇女生活及家庭，发表了许多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进步文章。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洪深、夏征农等文化名人都曾为该刊写过稿。姚名达自己也写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国难的由来和现状》等一些抗战文章。 

　　黄心勉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坚持办《女子月刊》，直至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停刊，为妇女解放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英年早逝 此心不坠青云志

　　1935年2月，一向身体虚弱的黄心勉实在支持不住，终于病倒，住进了医院。几经治疗，黄心勉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重病中的黄心勉自知时日无多，她强打起精神，找机会用笔在纸上颤颤巍巍地分别给《女子月刊》读者、姚名达和4个女儿写了遗嘱，这些遗嘱后来在她枕头下被发现。 

　　黄心勉给她念念在兹的《女子月刊》读者的遗嘱是—— 

　　“女子月刊亲爱的读者们：我负不起社会和家庭的重任，离开你们去了！我的工作没有做完，希望你们负起责任干下去！心勉” 

　　1935年5月4日，黄心勉在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不幸去世，年仅33岁，令人十分惋惜。 

　　黄心勉逝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女子月刊》的广大读者，文化教育界、出版界、妇女界等各界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于右任、梅贻琦、胡适、潘公展、吴铁城等知名人物，纷纷以读者来信、唁电唁函、挽联挽幛等各种形式，表达对黄心勉逝世的哀悼之情。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亲致挽联。联曰：“慧福不兼收，始信有才天独忌；舅夫俱健在，可曾相见梦能寻。”梅校长还专给姚名达发来唁函，对黄心勉家属致慰问之意。 

　　曾庆楫、谭士伟、赖汝模、萧念祖、李材葆、毕忠佺等在沪工作或读书的赣南籍老乡也致挽联及赙金，还参加了黄心勉的追悼会。挽联曰：“人间未遂青云志，天上先成白玉楼。” 

　　姚名达为爱妻逝世撰写的挽联则为：“十六年恩爱夫妻，患难相共，劳役相共；三个月淹留病榻，痛楚不堪，悽悽不堪。” 

　　1935年6月9日，上海和南京的妇女团体发起为黄心勉举办追悼会，会后举行公祭奠礼。 

　　黄心勉逝世后，女子书店集资设立了“心勉贫寒女子教育基金”，上海许多社会名流纷纷捐款赞助，宋庆龄也为此捐款。后来利用这笔资金，开办了妇女补习学校，帮助贫寒女子就学，为提高妇女文化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英年早逝的黄心勉仅活了33年，然而，她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活得不同凡响。作为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女出版家、书刊编辑、妇女运动家，她的事迹，她的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