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芳

　　春节上班后，收到龚文瑞先生寄来的新作《繁花深处》。繁花映入眼帘，一种静谧而深邃的力量将我吸引。这是一本关于行走与凝视的散文集，一部关于寻根与坚守的心灵独白，它以细腻笔触勾勒生命繁花，于心灵深处留下岁月暗香与无尽回响。 

　　读文瑞先生的作品已二十余年。蒙先生厚爱，惠赠我十余本作品集，一一读来，我愈发坚信，先生一生都在寻根，而《繁花深处》更是将这种寻根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行走与凝视：

　　寻根的文化自觉 

　　在《繁花深处》中，文瑞先生以“行走”为线，“繁花”为象，勾勒出一幅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长卷。 

　　先生的笔下，赣南古村落、江南水乡、哈尼梯田、繁华都市，绝非单纯的地理标识，而是文化基因的鲜活载体。如在《倔强赣州》里，他驻足宋城墙，追寻历代名人踪迹，深挖古城“倔强”的精神内核。这种写作，既是对历史的探寻，也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 

　　这让我想起他与许军先生合著的《赣南古村落》。那时，他们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搜寻，既怕打扰沉睡的生态梦，更怕遗漏文化明珠。正是凭借这种执着的行走与凝视，让广大读者有幸窥见散落在乡村历史皱褶里的文明密码。 

　　先生的“凝视”有着考古般的严谨。在《巷子》中，他捕捉夜归人的脚步声、商贩的吆喝声、鸽子的“咕咕”声，将日常烟火凝练成文化符号。对细节的极致聚焦，本质上是以文学为手段，抢救正在消逝的文化现场。正如他在后记中提及石城丹溪村老妪剥莲蓬的场景，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便能唤醒游子对故土的眷恋。 

　　这种写作，是一种文化自觉——借文字让传统在当代语境中重焕生机。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文瑞先生的散文以笔为舟，载着读者回归精神故园。

　　繁华与困境：

　　坚守的文化反思

　　文学既要回望历史，更要直面当下。 

　　《繁花深处》并未沉湎于田园牧歌式的怀旧，而是以冷峻笔触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境。描写松花江畔时，作者感叹：“湖水浅了许多，山与水间多了裸露的黄土，韵味大减，拉生意的商人满是商业味，搅乱了松花江的清韵。”对自然景观遭商业化侵蚀的批判，折射出作者对现代性矛盾的深刻洞察。 

　　书中对城市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也刻画深刻。在《南康、南康》与《何时来赣州》里，作者既赞叹城市活力，又痛惜部分传统街巷的消失。这种矛盾心境，正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如何在拥抱现代文明时，守住文化根脉？文瑞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固执地寻找文明的原生肌理。” 

　　他笔下赣南的榕树（《赣南的榕》），既是自然景致，也是文化象征。其盘根错节之态，隐喻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坚韧与抗争。 

　　受文瑞先生影响，十多年前，我也开始把笔聚焦赣南的历史人文，拟作一个散文化的解构。文瑞先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告诉我，优秀的作家都关注脚下的土地，你要做的，是用现代视角去解构千年文明。我试着做了，也更深刻理解了《繁花深处》——似根一般深扎土地，守护着文化血脉。

　　自然与心灵：

　　寻根的精神共振

　　文学的终极意义在于启迪心灵。 

　　《繁花深处》借自然与人文的相互映照，构建起超越地理范畴的精神图景。在《天上云居》中，五台山的云雾、庐山的肃穆被赋予哲学内涵。作者站在山巅俯瞰云海，思索“人生真谛与宇宙奥秘”，这份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文瑞先生的散文正是借自然与心灵的共鸣，达至这一境界。在《红河放歌》中，对哈尼梯田的描绘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梯田不仅是生存依托，更是族群精神的象征。 

　　先生的散文极为注重“在场感”。在《雨中梅岭行》里，他将古驿道、梅林与历代文人足迹叠加，让读者在时空交错中感受文化延续。这种写作打破散文线性叙事，使文本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精神通道。读者跟随作者脚步，不仅能看到风景，更能触摸到风景背后的“精气神”——“支撑城市繁华的，应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说：“美景之美，在于忧伤。”文瑞先生的书写，正是在繁华中凝视忧伤，在消逝中追寻永恒。 

　　《繁花深处》既是一部“行走之书”，更是一部“寻根之书”。当我们在喧嚣中翻开此书，看到的不只是繁花美景，更是一位作家对文学使命的虔诚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