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康

　　南康历史久远，是江西省最古老的十七个县邑之一，也是赣南地区三个古县邑之一，“人安物阜”“士知向学”，文化发达，文明昌盛。 

　　在中国古代，牌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交汇点，它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风景地标，还是一处地域的文化标识，更是一个地方的道德风向标，它代表和倡导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知礼信”等价值标尺，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铸造国人品格的基本导向。所以在古代，看牌坊，晓文明，知民风。 

　　南康的牌坊也是如此，在历代纂修的县志中，对县城中历史存留和时建的牌坊，均有清晰的记载。如今，这些牌坊虽然随着历史的风尘洇灭了，但透过史志典籍的记载，通过对坊名文化的解读和品悟，我们仍可以清晰地接收到久远的历史文明传递到今天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内涵，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南康的重学讲礼、文明向善的社会风气。 

　　据明嘉靖版《南康县志》记载，南康城内建有25座牌坊。清同治版《南安府志》则记载了22座牌坊的名字。这些牌坊遍布南康大街小巷，成为古代南康城中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明代以前建有牌坊分别有：秀公坊、甲科坊、御史坊、省元坊、苏步坊。

　　明朝中期以前所建的牌坊有：万寿坊、进士坊（赖礼）、进士坊（蔡彬）、豸绣坊、鄉进士坊（王纪）、登云坊、上寿坊、登科坊、腾蛟起凤坊、科甲连登坊、敦崇俊良坊、群英坊、观风坊、肃政坊、章江古治坊、庾梅坊、迎恩坊、雍和坊、绿池坊、桂林坊。 

　　以上牌坊有纪念名人名宦的，比如“秀公坊”就是纪念宋代南康知县陈升之，县志载“以邑宰陈升之后谥秀公，民思其德，故立”。陈升之死后朝廷封其谥号“秀公”，南康百姓追念他治理南康时的德行，故立牌坊以纪念。还有著名的古南康八景之一“苏步名坊”，县志云“以宋东坡南还，至田如鳌六经堂留题，故名”，就是纪念大学士苏东坡路过南康，寻访名贤，并在南康东街游览的人文盛事。 

　　有地名标识和景物文化的，比如万寿坊在县东北，以由此往祝圣道场所，故名，洪武己巳（年）主簿钱翊重建；章江古治坊在南门外；庾梅坊在县西七十步，由此至庾岭，故名；迎恩坊在县东门外；绿池坊在县东，以本处池水深绿，故名；桂林坊在县东南隅。

　　有反映政风整肃和民风醇和的，比如观风坊在县前岭北道左；肃政坊在县前岭北道右；雍和坊在县东，以里人和辑，故名。还有褒奖长寿老人的上寿坊，志云“在东门内为，县丞李瑛九十有五建”。在当时的条件下，年过90岁的长者少之又少，更何况又是一个当过县丞的95岁老人，确实值得建坊以志之了。 

　　嘉靖版县志记载更多的是夸耀功名、庆贺科举的功名坊。功名牌坊是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文化建筑，是夸耀家族人才昌盛的长久的无声广告。古代南康城里的各家族，中了进士或者举人，或者当了大官之后，均会在重要地段、街巷或宗祠前建立一处极尽雕工的牌坊，并树以坊名，以纪功名。比如大名鼎鼎的省元坊，即西街上“为宋省元刘必达建”，纪念刘必达在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春闱中，勇夺“省魁”，也称“省元”。此外还记载有，腾蛟起凤坊在儒学左，为嘉靖辛卯科举人黎国士建；科甲连登坊在东门外，为嘉靖戊戌进士刘昭文建；敦崇俊良坊在西门外，为嘉靖巳酉科举人吴霖建。这些都是功名坊。 

　　西街上有一个著名的宋代官名坊，叫御史坊，事关一个重要的南康历史人物。县志载：“御史坊在县治西，为进士田如鳌建。”田如鳌是南康著名大教育家、隐士田辟的儿子。田辟游学不仕，返乡后专施家族教育，8个子侄各精授一经，教出了五六个举人进士，其中以田如鳌在政坛上成就最高，官至监察御史。相关史料记载：“（田如鳌）徽宗宣和六年进士。为丞相吕颐浩所器重。（宋）高宗召问江右盗贼，如鳌言小寇不足虑，所忧者西北。”可以看出，田如鳌是北宋末宣和年间的进士，后来又在南宋为官。当时江西多地出现了盗贼，宋高宗赵构深以为患，就召来自江西的田如鳌到朝廷奏对。而当时南宋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内部小盗贼，而是来自北方的金国大患。所以他对奏出“小寇不足虑，所忧者西北”这种直言。 

　　此外，还有很多是赞颂民间善行义举的牌坊，譬如好义可嘉坊、乐善好施坊等。从这些记入府志、县志的牌坊名字来看，可以充分看出古代南康崇尚节义、好善重礼的社会风气。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的文脉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日趋昌盛；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人重义经商，同心创造，“无中生有”；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人一心向上、宽容待人，荟聚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