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宇清

　　漫步赣州老城，随意步入一巷陌，或许会遇见一座安静的古建筑。门脸不大，匾额隐约透着当年的气派，檐角椽头亦有几分不同寻常的张扬。打眼看去，它既不像祠堂，也不像民居——它曾是会馆。 

　　明清时期，这类建筑曾汇聚四方人烟、运转南北货物，商人们风尘仆仆背着行囊在这里落脚、议价、结盟，也在这里抱团取暖。它们是富有故事性的存在，也是赣州商业记忆生动的注脚。不经意地矗立在闹市或静巷，等候每一次邂逅与探寻，然后向人述说，赣州曾有的熙攘与包容。

　　交相辉映的双子星

　　会馆因何而生呢？ 

　　如果你是一位明清时期的商人，背负着家中大部分钱财换来的货物，跋山涉水到异乡做生意，会遇到什么？首先，人生地不熟，可能语言也难通；其次，客栈房钱昂贵且人多眼杂，货物不敢离身，又哪得空去寻买家。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做买卖势单力薄，既容易被本地商人排挤，又难免遇上“地头蛇”吃拿卡要。若是碰上生意崩盘、患病求医之事，更是独木难支。所以，要想做生意走得远，“抱团”是必须的。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形成，地域性商人群体——商帮也趋于兴盛，著名的有晋商、徽商、浙商（含宁波商帮）、陕商、江右商帮（赣商）等。商帮的本质，是同乡的商人为了能在他乡站稳脚跟，通过聚力成势而自发形成的团体。商帮兴盛了，自然需要有个“据点”，毕竟，商帮这个联盟相对松散，需要一个维系乡情和生意的场所，也需要有人帮忙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

　　于是，商帮所到之处，会馆应运而生。

　　据目前已知史料记载，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当时，安徽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创建了芜湖会馆，以此为在京同乡人提供食宿之便。 

　　《中国会馆志》有载，明清时期，移民相对集中的两湖、西南地区，移民移入的高峰期往往也是会馆建立最多的时期。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提到，北京郡邑会馆统计中江西会馆的数量最多，并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江西特殊的文化与制度传统。

　　随着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置办得越来越成熟，组织、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它们也慢慢有了各自不同的趋向：一种是由旅居外地的同乡人建立的“同乡会馆”，老乡平时聚一聚，互通有无、巩固乡谊；另一种则更像是“行业会馆”，为从事同种贸易的商人牵线搭桥，促进大家合作共赢。这恰好体现了会馆所扮演的两个角色：前期重在联络感情、彼此照应；后期则更注重商业协作，功能上接近行业公所。 

　　会馆远不只是老乡们聚会的“乡土组织”，它与明中叶以降远距离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路如血脉般向远方延伸，星罗棋布、熠熠生辉。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和商帮就像是明清时期因经济蓬勃发展而诞生的双子星，交相辉映，共同塑造了当时的商业与社会面貌。

　　历数会馆谁是翘楚

　　赣州是江西的重镇，又是江西南部的首府，闽粤门户，物流通衢，商贾集聚于此。一百多年来，商贾会馆纷纷兴建，最知名的是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南临会馆，此外还有浙江、陕西、吉安等会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会馆的“江湖”中，百姓们给各个会馆也排了个座次——“南临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安徽会馆平平过，福建会馆豆腐渣。” 

　　被吐槽为“豆腐渣”的福建会馆，查阅史志可知，最早应在章贡区龙船庙巷（今和平路）。据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记载：“由西北向东南，清代依次名为下龙船庙、上龙船庙、侍臣坊。”所以，这条巷子便有上龙船庙与下龙船庙之分。在下龙船庙南侧原有一座天后宫古庙，后来拆了庙，改建福建会馆。据称，福建会馆建筑极其精致，颇显古典，与“豆腐渣”的评价可谓相去甚远。新中国成立前，一度成为消防队的驻地，后在打造宋城公园时被拆。 

　　“平平过”的安徽会馆即新安书院，位于章贡区梁屋巷。新安是徽属六邑（即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江西婺源六县）的总称，因六邑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曾置新安郡而得名。新安书院自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迁建至梁屋巷，嘉庆六年（1801年）续建。20世纪一二十年代，安徽商帮将其购下，书院便悄然转身，成了一座往来熙攘的会馆。岁月剥蚀，书院二三进皆已湮没，只存有青石牌坊轻诉往事。所幸，尚有第一进歇山式殿堂留存，那流金的木雕雀替与彩画依稀吐露着旧日的精巧。院落中的青石旱桥和两厢的附属建筑上，雕有神态各异的瑞兽，砖墙上刻着的“新安书院”铭文，在风尘中渐渐浅淡。

　　连安徽会馆如此精雕细琢也被称为“平平”，那么被誉为“一枝花”的南临会馆自然不同凡响。南临，指的是明清时期南昌与临川两地商人在赣州合建的会馆，原位于章贡区中山路上，是南临商帮往来赣粤二地经商聚会的重要议事点。该馆于2000年被拆除，很可惜，查阅已知资料没有找到更多对它的描述，却不由得让人愈加浮想联翩。

　　而最为百姓称道的广东会馆，至今犹存，风采依旧。广东会馆位于章贡区西津路田螺岭巷口，始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是清代广东省旅赣同乡会馆，属赣州七大商帮会馆之一。这是一座具有典型岭南风格的建筑，背依郁孤台，坐北朝南，南北长61.9米，东西宽19.8米，砖木石混合结构。三路三进三开间布局，建筑木石构件用料讲究，柱础、台基等石构件上有精美的花草、人物、动物浮雕，屋脊灰塑装饰、琉璃盖瓦。广东会馆不仅是会馆中最令人瞩目的那一座，也是赣南大地上华美的建筑诗篇，是值得反复品读的杰作。

　　除了这几所在历史上留下闪光印记的会馆，赣州市中心城区至今还能看到几座县级会馆。名声在外，且一直被使用的是筠阳宾馆。 

　　居于章贡区灶儿巷23号的筠阳宾馆，是明清时代高安籍在赣州做生意的商人集资建造的公共建筑，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兼营客栈业。虽名为“宾馆”，实属“会馆”建筑形制。高安古称筠州，县城称筠阳，所以又称高安会馆。三进两天井、约880平方米的院落被院墙轻轻拢住，自成一方天地。外立面以风火墙守护平安，内院多以木扇为隔，阳光透过窗棂描摹精雕细刻的图案。临街入口处，一袭木构门罩悬着旧日风雅，门额上“筠阳宾馆”四字端庄依旧。两侧对联将“筠”“阳”二字巧妙嵌入联首，“筠节挺生美饶竹箭；阳和布濩香暖梅开”，浸透岁月的温柔静好。穿过厅堂，在第一进与第二进之间的平棋上是“福”与“喜”两个鎏金大字。阳光漫过瓦檐，金字便会微微泛光，仿佛激活了一百多年前的美好愿景。岁月流转，商号渐息，这里慢慢成了一方民居杂院。商户的后裔仍有人居住于此，老一辈交谈间，那口高安乡音依稀可辨。

　　章贡区大、小新开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可谓会馆云集，除了龙南会馆，还有大余会馆、于都会馆等，此处不多赘言。 

　　最忆江右万寿宫

　　贡水汤汤，自石城县石寮岽蜿蜒而出，一路收纳溪河，汇聚成流，奔涌至章贡区，与章水合为赣江。在过去，常见巨木扎成的长排，如沉默的黑龙顺流而下，号子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随着水波荡开。数百年来，这条水道，是无数人致富的通途，也是无数人命运的险途。在章贡区七里镇七里村的炊烟与绿树间，悄然矗立着一座宫庙，仿佛江上旅人的锚，从此稳住心神，放手一搏。那便是万寿宫了。 

　　万寿宫，是一则属于江右商帮的传奇。江右商帮纵横四海的足迹与精神版图中，从不缺少万寿宫的身影，甚至当江右商帮成为历史标记时，它依旧伫立在当下的时光中。

　　其实，历史上的万寿宫曾有三种类型。但在所有的万寿宫中，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江西万寿宫即江西会馆。万寿宫远非一座单纯的庙宇，而是集神明庇佑（供奉江西地方保护神“许真君”）、乡谊联络、商事互助于一体的江西人的精神坐标。自元末明初兴起、一直延续至清朝的江西移民潮，让江西商人如同随风播撒的种子，遍及全国乃至走向海外，落地生根。而这万寿宫，便是他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与身份印记，乃至有言道：“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万寿宫。” 

　　七里镇的这座万寿宫，始建于明代。明代以来，七里镇贡江河畔一直是赣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贡江上下11个县市的良材，皆汇集于此。巨大的水排，闯赣江，过鄱阳，入长江，直抵繁华的上海与江浙。这是一条用勇气与运气搏杀的黄金水路，也是一条危机四伏的生死航道。于是，往来此地的江西商人，连同闽、粤、江浙的同业，共同集资筑起这座宫观。他们将斩蛟治水、护佑安宁的许真君奉为行业保护神，将所有的敬畏与祈愿，都凝结在此处的一砖一瓦之中。

　　这座万寿宫规模宏大，三进式砖木结构，坐北朝南，进深96米，面阔45米，高耸的风火墙将其严谨围合。格局设计也颇具匠心：第一进为戏台，方寸之间可跨越山海，演绎人间悲欢离合；第二进为九如堂，八根柱亭衔接院落，天宝寺和三观殿静处院中；第三进为高明殿，神位俨然。在很长岁月里，它被誉为赣州城水东一带寺庙之首。

　　奇妙的是，这座因商业与生存而兴建的宫庙，却展现出惊人的包容。道教与佛教元素在此和谐共处，共享香火。这种交融，呈现的是民间最质朴的虔诚——崇敬所有能给予心灵慰藉与希望的存在。 

　　宫观亦如那江水，难免起伏的命运。继清咸丰年间维修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万寿宫毗邻之地建起现代化的贮木场，而它却渐趋老去，戏台倾颓，梁柱斑驳，一度危如累卵。幸得抢救性修复，才得以恢复往日面貌，1988年被列为赣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留存下一脉厚重记忆。 

　　江水蜿蜒，亦有转折。2020年，为系统保护与挖掘七里镇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其独特的古窑文化，赣州市启动了《赣州市七里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万寿宫也被纳入整体保护与复建的范围中。2023年9月，以历史文化为内核的“七鲤古镇”文化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历尽沧桑的宫庙，也终于在精心修缮后，以完整风姿重新面世，继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往来故事。 

　　会馆的没落与淡出

　　聚拢南来北往的乡音，装满关乎生计的希冀——会馆，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地相聚中，从一处异乡的屋檐，成为商人的“此心安处”。用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漂泊的个体与遥远的故土相连，既维系了乡缘，也融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当夕阳的余晖隐没在风火墙背后，昔日喧闹的厅堂也随着金乌坠地变得沉寂。随着封建王朝的背影远去与现代经济的浪潮涌来，传统商帮与会馆的黄金时代，也如同庭中那株桂花树一样，时序轮转，花开花落。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随着一纸《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的颁布，一种全新的、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商会，开始在各地萌生。与会馆浓重的同乡色彩不同，商会是跨地域、跨行业的法团组织，旨在“通官商之邮”，其法律地位、组织方式和政治功能都远比会馆先进和正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工商部向清廷提交奏折，获批设立江西省商务总会。宣统三年（1911年），江西省商务总会的新会址设在了南昌合同巷口，内有江西劝业场，逐渐成为全省商务活动和商品展览的中心。之后，又改组为江西南昌总商会，于1913年5月3日加入全国工商界联合会。

　　彼时，传统商帮与会馆仍有一定生存空间。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虽暂允同业公会、公所及会馆等旧式团体并存，但要求其章程备案，已显规范与整合之意。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要求所有工商组织都改组为同业公会。同一区域内7家以上同业发起，经官方核准即可成立同业公会。这一制度强调行业共性，弱化地域纽带，至此，使得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商帮失去了法律依据和生存土壤。与此同时，会馆原有的商业联合作用也彻底让位于新的制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遍布城乡的会馆，随着时代的激流，漂向了不同的彼岸。 

　　广东会馆经历了风暴般的革命岁月。北伐战争期间，它被用作赣州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所在地。1926年11月3日，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陈赞贤当选总工会委员长，成为赣南工运史标志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它又化身为染织厂厂房，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了往日的议事声，见证着新中国经济的勃发。如今，广东会馆已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经2014年全面复原整修后，被纳入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

　　筠阳宾馆以宾馆的形式得以存续至今保存较好。1945年，抗战胜利后，安徽籍旅赣商人利用新安书院（安徽会馆）及其公积金，在此创办了私立新安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南临小学合并为中山小学，后来还开设过幼儿园。

　　更多的会馆，则命运多舛。或建筑荒废，倾颓于蔓草之中；或遭拆除，徒留泛黄的记忆；或转为普通民居，在烟火气里模糊了最初的容貌。它们的不同归宿，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近代以来赣州经济社会变迁的复杂轨迹。

　　如今，当我们走过那些得以幸存的会馆门前，抚摸那些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柱与门墩，仿佛仍能听见旧日鼎沸的回声。它们不再忙碌于计算盈亏，却成了乡愁的容器、历史的注脚，温柔地提醒着往来的人们：有些故事，应当被聆听；有些光影，值得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