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冯梦龙的“三言”问世之后，凌濛初的“二拍”紧接着闪亮登场。“二拍”是《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小说集的合称。凌濛初（公元1580-1644）比冯梦龙小6岁，同为明末时期文人。冯梦龙是江苏苏州人，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二人在地域上也相差不远。凌濛初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冯梦龙的影响。从体例上也可以看出，“三言”与“二拍”风格大同小异，而且每部作品都是40卷，确实堪称同一个系列。当然，相比于“三言”的收集整理，“二拍”更侧重于原创性。所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页，“三言”是“编”，“二拍”是“著”。

　　凌濛初虽然才华过人，但并不善于考试，科场颇不得志，最高学历也就是个副贡，55岁才做了上海县丞，后来又担任过徐州通判。从他的经历来看，大半辈子身在“基层”，长期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创作上走的也是通俗文学的路子。以《拍案惊奇》为例，该书面向大众，笔墨涉及三教九流，以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为主。有别于“庙堂”上的俯瞰，作者更多的是从平民视角看人性，说人情，品人生。

　　小说是一种记叙性的文体，一般是不主张作者大段议论、直接表达观点的，但《拍案惊奇》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动辄跳出来评论一番。这些评论虽然未必有多深刻，但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立场，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民间的态度。

　　职业标签历来存在，古代尤其突出。对社会上的各个群体，作者以平视的方式，直白表露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比如第八卷《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开头便是对强盗的议论。作者说：“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歁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一番话直抒胸臆，批判现实，可谓颇有见地，这完全是站在百姓的立场来看问题。这一卷的引子故事，便讲了一个底层人物王生遇强盗的趣事。王生带了几百两银子出门做买卖，连续三次遇盗，而且都是同一伙人。第一次，王生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劫了，只好去亲眷处借几钱银子做盘缠回家。第二次，王生认出了这些强盗，喊道：“大王！前日受过你一番了，今日如何又在此相遇？我前世直如此少你的！”强盗听说是第二次劫他，扔回十几两银子给他做路费，也算是“盗亦有道”了。第三次，王生见还是旧相识，干脆向强盗求一死。强盗头子觉得他可怜，但又不能坏了自己的规矩，便把劫得的一船自认为用不上的苎麻送给了王生。王生将苎麻运回家，拆开看时，发现里面藏满了银子，共有五千多两，就这样阴差阳错发财了。作者点评道：“这固然是王生之福，却是难得这大王一点慈心。可见强盗中未尝没有好人。”

　　第二十五卷《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则为伎女鸣不平。通篇讲了几名有情有义的伎女的故事，结尾说道：“岂非多是好心的伎女？而今人自没主见，不识得人，乱迷乱撞，着了道儿，不要冤枉了这一家人，一概多似蛇蝎一般的。”强盗、伎女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人物，作者却不以身份定人品，不搞“一篙打翻一船人”，这个见识，倒也不俗。

　　相比于强盗，对于“拐子”（人贩子），作者就没那么客气了。在第十六卷《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开头就说道：“话说世间最可恶的是拐子。世人但说是盗贼，便十分防备他。不知那拐子，便与他同行同止也识不出，弄喧捣鬼，没形没影的做将出来，神仙也猜他不到，倒在怀里信他。直到事后晓得，已此追之不及了。这却不是出跳的贼精，隐然的强盗？”而第十八卷《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则讲起了骗子的故事，“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神出鬼没，哄那贪夫痴客”，整个故事讲述一富户再三被骗的经历，可见诈骗之术由来已久，层出不穷，今人无非在翻新花样而已。对于装神弄鬼的巫师，作者则在第三十九卷《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中尽情嘲弄了一番，让巫师上当吃起了狗屎。当然，故事最后还是选择了依靠神灵解决问题，未免前后矛盾。但在那个时代，人们似乎除此之外再难有其他思路。鉴于时人对自然与社会认知的局限性，后人也就不好苛求作者了。

　　对人如此，对事亦然。世相百态在《拍案惊奇》诸多篇幅中徐徐展开，作者不甘于客观记录，同时要做一名“判官”，努力形成“舆论导向”。

　　比如，对于势利现象，作者时不时要亮出自己的观点。第十一卷《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开篇说道：“如今世人一肚皮势利念头，见一个人新中了举人、进士，生得女儿，便有人抢来定他为媳；生得男儿，便有人捱来许他为婿。万一官卑禄薄，一旦夭亡，仍旧是个穷公子、穷小姐。此时懊悔，已自迟了。尽有贫苦的书生，向富贵人家求婚，便笑他阴沟洞里思量吃天鹅肉。忽然青年高第，然后大家懊悔起来，不怨怅自己没有眼睛，便嗟叹女儿无福消受。”第二十卷《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开头这样评说“世人情态”：“世间人周急者少，继富者多。”“比如一边有财有势，那趋财慕势的多只向一边去，这便是俗语叫做‘一帆风’，又叫做‘鹁鸽子旺边飞’。”在作者这些貌似无奈的唠叨中，当时社会风气可见一斑。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世风”原本长期如此。

　　说到世态炎凉，第二十二卷《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讽刺意味甚强。开头说道：“如今人一有了时势，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傍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岂知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泰山化作冰山，极是不难的事。”故事里的郭七郎花钱买了个刺史官职，赴任途中前呼后拥，不料中途发生变故，所乘的船沉没，母亲亡故，任命书也弄丢了，那些对他客气的人也就不再客气了。最后，郭七郎为了谋生，只好做了一名艄公。“当初做刺史，便像个官员。而今在船上多年，状貌气质，也就是些篙工水手之类，一般无二。”冷嘲热讽之中，让人忍俊不禁之余，又难免心生几分感慨。

　　而在第二十九卷《通闺闼坚心似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中，引子故事说赵琮及第前，妻子没人理会，而一及第，马上被亲人捧上天。“本是一个冷落的货，只为丈夫及第，一时一霎，更变起来。人也原是这个人，亲也原是这些亲，世情冷暖，至于如此。”该卷开头还表达了作者对只重“第一学历”的不满：“到我国朝，初时三途并用，多有名公大臣，不由科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干功立业，青史标名不朽，那见得只是进士才做得事？”第四十卷《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开篇也对科举之事大发议论：“话说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没有甚定准的。自古道：‘文齐福不齐。’随你胸中锦绣，笔下龙蛇，若是命运不对，倒不如乳臭小儿、卖菜佣早登科甲去了。”还举例说，唐时以诗取士，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四大家，只有王维一人有文凭，还是靠了岐王帮忙。形成这些认识，显然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了。而这些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未必完全过时。

　　因果报应是古典小说宣扬的主要观点之一。《拍案惊奇》也不例外。第三十卷《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报冤生前》讲了个莫名其妙的善恶有报之事。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之子王士真副大使出游至深州，深州太守叫参军李生陪酒。王士真一看李生就觉得心里不爽，喝令把他杀了。大家包括王士真本人都对此说不出个所以然，而只有李生自己明白：27年前，他谋害过一个人，与王士真长得一模一样——这人投胎于节度使王武俊家了。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真是令人咋舌了。

　　作者描绘人性，少不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凌濛初虽然出身官宦人家，思想认识却与当时的市民群体比较一致。所以，他们所批判的与所欣赏的，与传统士大夫的“三观”也许有所区别。如第十二卷《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女子随便跟王生私奔，后来被人拐作娼妓，与王生重遇之后，并不被嫌弃；蒋震卿捡到东西不想还给失主，显然品行不高，但也获得了姻缘。第十五卷《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陈秀才为了把房子要回来，用死人之腿诈卫朝奉，以恶报恶，作者津津乐道，并不谴责。这些故事，可以管窥市民小说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讨厌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行径，而不回避物欲情欲需求上的普通人性。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某些方面甚至显得有几分“前卫”。当然，价值定位虽然未必高，但底线还是在的。如第三十四卷《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衖》，闻人生虽然科举高中，且与女尼静观终成眷属，但因为在翠浮庵犯了风月，损了阴德，所以仕途不称意。作者既肯定了少男少女的情事，又否定了不检点的行为。而第三十五卷《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开头这样说道：“却说人生财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东西，纵然勉强哄得到手，原要一分一毫填还别人的。”从当今所查的大量贪腐案来看，还真是这么回事，对不义之财，确实不该有非分之想，虽然作者在这里披上的是因果报应的外衣。

　　以今人的文学创作标准衡量，《拍案惊奇》几乎谈不上什么“手法”“技巧”。但在那个年代，作者能从平民的视角打量社会，检视人性，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潮与风貌提供若干佐证，显然是小说史上的一个进步。这些散见于各篇的议论，相当于今人所说的“杂文笔法”，虽然与现代小说的风格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品当时的教化功能。毕竟，那个时代的市井受众，也许更习惯以这种方式听故事、明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