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大余
2024-02-28

  □李先昊 

  堂堂南安府,巍巍大庾岭,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往来其间,留下诗词歌赋、奇闻逸事,其中,北宋大文豪苏轼也曾两过大余,并留下六首诗、一副楹联、一篇文章、一幅画,文思余韵至今萦绕。

  六首诗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时年59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广东惠州。据清光绪《上犹县志》记载,苏轼南迁途中,八月抵赣州,沿上犹江逆舟而上,到上犹县后取陆路至大余。九月初,苏轼路过大庾岭,写下《过大庾岭》诗一首:“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东坡诗集》) 

  岭南古时被称为荒蛮瘴疠之地,贬谪到此的北方官员因水土不服往往九死一生,心情也格外沉郁。但透过此诗不难看出,苏轼的心境是澄澈安详的,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不幸的命运,把贬谪岭南当成一次重大的人生洗礼。含垢受辱的苏轼在大庾岭似是腾空一跃,对过去的身世顿然全部忘却,身心空明。“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仰观宇宙之大,万事万物都是沧海一粟,没必要纠结营营汲汲,要活出自己精神风骨来。“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一句化用自李白的诗句,苏轼仿佛受到仙人点化,完成了一次精神的顿悟、灵魂的升华,从此埋葬了过去的旧我,树立起了他以天地精神自由衡量人生价值和处世态度的准绳。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大赦天下,时年65岁的苏轼被起复为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得到消息后,苏轼立即启程,北归中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初,抵达大庾岭进入南安地界。正月,正值大庾岭梅花盛开的季节,苏轼重回梅国,感慨万千、文思泉涌,连写5首诗抒发情怀。结束瘴疠之乡的苦难生活,苏轼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在《度梅岭寄子游》一诗中,他把谪居岭南七年的时光比作大梦一场、大醉一场,过去的冤屈一朝昭雪,从此人生犹如拨云见日,想到这里,苏轼不由流下了几行高兴的眼泪。苏轼没有想到在自己衰朽之年还能北归,真是人生意外的惊喜,于是快马加鞭,在庾岭的六祖庙用清静水洗涤岭南的山林瘴疠,匆匆告别梅岭的漫山梅树,在一派祥和中荣归中原。在《南还一首》诗中,苏轼回顾了这七年的岭南岁月,百感交集,除了回到中原的喜悦之情,还有蒙冤受辱的愤愤不平。《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中一句“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借西汉叔孙通为汉高祖征召鲁地儒生的典故,苏轼以叔孙通自比,对自己能否被重用、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了期待。 

  一副楹联

  苏轼下了梅岭,即来到南安府。南安知府早已在新筑的谯楼设下酒宴,等候苏轼饮酒题诗。谯楼是用于瞭望的高楼,楼内悬巨钟,昏晓撞击。苏轼登上谯楼,极目望去,只见南安楼阁林立,鳞次栉比;章水滔滔,如练系城;眺望南天,庾岭高踞云霄,梅关嵯峨峭立;城池余霞散绮,楼阁茂林掩映。此情此景,让苏轼不禁诗兴大发,挥毫泼墨,作《登谯楼》诗一首,题于谯楼上。后来,知府摘取“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两句合成一副对联,并按苏东坡手迹,镌刻于谯楼的柱上。这副楹联生动地概括了大庾的山川形胜,成了赞誉大庾的千古绝唱。 

  一篇文章

  自北宋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赵抃拓宽赣江航道后,城乡商贸空前活跃,南安军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官学、乡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南安军学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最早的南安军学兴办于北宋淳化年间,熙宁八年(1075年),南安知军程敏叔用官府积累起来的“余财”,设立学宫,让百姓家的子弟入学读书。二十年后,知军曹登始拓旧制,房屋增至120间,规模巨大,全国少有。 

  苏轼过南安府时,在士子文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南安军学。得知前太守曹登用两年时间“聚钱九万余”,“始拓旧制”,当地士子大为受惠的事情。苏轼甚为感慨,大加赞扬,认为这是仁人爱民之事。南安士子文人便请苏轼为之题记。苏轼起初并无此愿,而南安士子紧追不舍,甚至自带干粮,“赢粮而从轼者三百余里”,一路追随苏轼到虔州(今赣州)。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因赣水涸涩而滞于虔州城水南的苏轼写下了《南安军学记》。该文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称南安是“儒术之富,与闽、蜀等”,“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勉励南安太守效仿郑子产,勤政为民,留政声人去后;勉励南安学子刻苦学习,无愧于古人。苏轼此文具有强烈的思辨性,令人读了为之动情、感奋,而且是苏轼一生中最后写就的文论。

  一幅画

  南宋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乙编卷三《东坡书画》中记载:东坡谪儋耳,道经南安。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说的是苏轼贬谪到儋州时,途经南安府,曾在一寺庙(疑为苏轼曾寓居过的宝界寺)的墙壁上作画《竹石图》。东坡先生画作自然不同凡响,令人称奇,寺庙也视为至宝。谁知百余年后,南宋平原郡王韩侂胄得知苏轼留下了这幅壁画,随即下了一道公文至南安军,令取之送京。当地知军亲自监临,以纸糊壁,全堵脱而龛之,运到京都献给韩侂胄。韩大喜,将壁画置于府宅阅古堂中。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暗杀,在造册登记其家产时发现了苏轼这幅壁画,藏入当时的秘书省著作庭。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秘书省失火,右文殿道山堂被焚,著作庭幸免无恙。壁画在罗大经所处朝代尚保存完好,但之后再无相关记录,行踪渺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