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海峰 

　　犹如一部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宏伟史书，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药王庙东大街4号的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记录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的峥嵘岁月。

　　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另一场大战的基本方针在我军最高统帅部形成：抑留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55万人于平、津、张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通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就地全歼傅作义集团。

　　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举行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平张线作战部署的电令。这份凝聚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智慧的电文，成为整个平津战役指挥决策的华彩乐章。11月23日，在中央军委的电令下，东北野战军80余万雄兵夜行晓宿，以隐蔽动作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共同进行平津战役。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运筹帷幄下，傅作义集团被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互不连接的孤点上，国民党军由“笼中之鸟”变成了“惊弓之鸟”，我军牢牢把握了决战的主动权。

　　“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凝望着陈列馆展柜中珍藏的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一个问号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我军的战略布局，原来是首先解放塘沽，因为北平、天津都是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党中央为了使古都名城和几百万人民免遭战争破坏，准备先打下塘沽，控制海口，歼灭小的，孤立大的，做个样子，迫使平津之敌放下武器，缘何又改为先打天津？

　　原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政委吴富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七纵司令员邓华勘察地形后认为，塘沽附近四周开阔，河流、盐田很多而且冬不结冰，既不便于构筑工事，又不便于展开兵力；同时塘沽背面靠海，如果首先攻击塘沽，难以把守军全部歼灭，还将拖长解放平、津和全华北的时间。为此，邓华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建议，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到实地勘察后，也赞同邓华的意见。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最终作出决策，同意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意见，并回电：“放弃攻打塘沽，集中五个纵队总攻天津，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立即组织天津前线指挥部，由刘亚楼任攻津总指挥，率领5个纵队、两个炮兵师共34万人，转兵包围天津。

　　陈列馆展示的《天津敌碉堡栅栏城防图》记载了当时国民党军在天津的布防情况：天津市区狭长，外围地形复杂，国民党军长期设防，工事坚固。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2、第86军等部10个师共13万人，各种大型火炮60余门，企图凭恃“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固守。

　　拿下天津困难很多，但是东北野战军没有被困难吓倒，战斗任务一下达，各纵队立即行动，军事准备和政治工作齐头并举……周密的作战计划在刘亚楼胸中形成：“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解放军以战斗手段夺取天津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天津工商业，解放军在包围天津之后的十几天里仍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陈长捷以谈判拖延时间，边谈判边一步不停地加紧防御准备。

　　端详着陈列馆院内陈列的一辆美式吉普车，我想起了当年刘亚楼与敌斗智的故事。天津战役打响前，陈长捷派出4名天津“参议会”代表，来到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声言要与我军再“谈判”。其实，这是陈长捷耍的小花招，目的是为了了解我军指挥部的位置和我军的主攻方向。刘亚楼敏锐察觉了陈长捷的企图，他将计就计，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刘司令正在路上，大约要25分钟才能赶到。”半个小时后，刘亚楼从指挥部后门上车，绕杨柳青发电厂转了一圈后才“风尘仆仆”赶回，一进屋，连连道歉：“路太远，未能按时赶到。”陈长捷据此认为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即将守军主力151师从城中心调往城北。直到天津城破，陈长捷才恍然大悟，中了刘亚楼的圈套。

　　面对迟迟不肯放下武器的敌人，武力攻克成为解放天津的唯一选择。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的作战室，刘亚楼手拿电话、下达总攻命令的仿真雕像，还原了“天津方式”的历史一刻：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我攻津部队向拒绝放下武器接受和平解决的敌军发起总攻。

　　伫立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天津突破口纪念碑前，我不禁沉思：”战前，傅作义认为，解放军打下天津最少也需3个月。我军缘何仅仅用了29小时就全歼守军？“

　　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彼此相辅相成。在天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灵活运用东西对进的作战方针，使用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进行大规模攻坚战，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总攻开始后，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千门大炮首先“发言”，连续40分钟天崩地裂地轰炸，敌主要防御工事被摧毁，我军各路突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突击。

　　当然，天津战役能创造在最短时间内攻克敌重兵设防大城市的先例，是与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血性胆魄分不开的——虽正值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但因敌军引入运河水灌注护城河，一些护城河段并没有封冻。攻击开始后，我2团五连立即开始架桥，33名架桥勇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到护城河边，纵身跳入冰冷的河水，用肩膀顶住桥面，架起一座人桥，让战友们踏着他们的肩头冲过护城河，在坚固的城墙防御体系上打开突破口，冲上城头。横扫千军势如破竹，至1949年1月15日15时，我军一举解放了天津，生擒陈长捷。一天后，我军又解放塘沽。这样，北平的20多万敌军已成为瓮中之鳖。

　　天津战役，创造了被毛泽东称为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三种方式之一的“天津方式”，即以军事手段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军。

　　落日余晖下，徜徉在天津战役的几处战斗遗址，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分析北平和平解放原因的精辟之言：“天津打败了，29个小时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