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 　　1930年10月，在江西新余罗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召开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为革命锚定了前行方向；而在复杂局势中灵活运筹的战略主动，又让这条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巩固。深入探寻罗坊会议的抉择逻辑，正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困局中辨方向、于被动中谋生机的核心密码，其蕴含的定力与主动相统一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穿越时空的光芒。 　　坚定正确道路：罗坊会议的历史抉择 　　道路选择，从来是革命成败的根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十字路口，罗坊会议以直面问题的勇气与立足实际的清醒，在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上实现了实践跃升。这条道路的最终确立，既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也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复实践、不断纠错中探索出的必然选择。 　　1.道路探索的历史脉络：从教条主义困局到实践奠基 　　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始终伴随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命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让革命付出沉重代价。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武装起义相继受挫，以最惨烈的方式揭示了一个真理——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俄国模式。国民党反动派在城市的力量异常强大，而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尚显薄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下，盲目冲击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阵痛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理论支撑；1928年10月，毛泽东基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系统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1930年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更是明确提出“以乡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思维桎梏。这些探索的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方向，又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曾被指责为保守主义，“以乡村为中心”的主张被质疑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有人断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至1930年上半年，全国10余省份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西南根据地发展，从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纵横700余里，人口达400万，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行性；而同期各地模仿俄国模式的城市起义接连失败，则从反面印证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正是这些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经验与教训，为罗坊会议打破思想束缚、坚持正确道路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历史已经证明，脱离中国实际的道路注定行不通，唯有立足国情、扎根实践，才能为革命找到生路。 　　2.罗坊会议的历史性抉择：以实践纠偏锚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1930年的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充满诱惑与风险的节点。这一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加剧，客观上为革命发展提供了空隙；红军队伍与农村根据地的扩大，也让部分同志产生了“革命高潮即刻到来”的乐观判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与党内“左”倾思想交织，催生了李立三“攻打中心城市、会师武汉”的冒险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二军团奉命攻打武汉，兵力从1.6万人锐减至3000多人；红十军进攻九江，2万余众仅剩3000人；仅8、9两个月，就有11个省委被国民党破坏，党员数量从19万人骤减至12万人。尤其是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役，久攻不克、损失惨重，让“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暴露无遗。 　　当红军撤围长沙后，行动方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是继续执行中央的“左”倾指令，还是硬着头皮进攻南昌、九江等大城市？还是从实际出发，寻找更稳妥的发展路径？从撤围长沙到攻占吉安，从进军袁水流域到最终召开罗坊会议，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在争论中逐渐清醒。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并采取他们‘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推翻立三路线’”。 　　罗坊会议上，这场关乎革命方向的争论既达到了顶点，也迎来了转机。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与清醒的头脑，反复向到会干部剖析敌我形势：国民党军队在中心城市部署了重兵防御，红军不仅兵力、装备处于劣势，更缺乏城市群众基础，攻打大城市必然失败；反观根据地，有坚实的群众支持、熟悉的地形优势，依托苏区作战才能保存并发展力量。他以两次攻打长沙（敌强我弱、无群众配合而惨败）与攻取吉安（依托根据地、群众支援而成功）的对比为实例，让抽象的道理变得具体可感。最终，会议坚决纠正了攻打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明确提出做好在苏区内作战的准备，把敌人放进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这一抉择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军事行动的调整。1931年3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曾精准指出：“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使总前委的路线得到转变……迅速地走上正确路线。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罗坊会议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它以实践为标尺，有力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推进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大实践，为中国革命牢牢锚定了正确方向。 　　把握战略主动：罗坊会议的决策密码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守，不仅为破解现实困境提供了根本遵循，更催生出把握主动的战略智慧。罗坊会议从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出发，以思想破冰凝聚共识，用战术创新打开局面，靠群众路线筑牢根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于被动中寻主动、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卓越能力。 　　1.坚持实事求是：在清醒认知中锚定主动方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罗坊会议的突破，始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根本失误，正在于对形势的主观臆断，他误判世界革命高潮即刻到来，将中国视为引爆世界革命的关键。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高潮能在任一省份率先爆发，采取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脱离实际空谈主动，只会沦为盲动。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罗坊会议以冷静态度剖开形势本质：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虽军备竞赛加剧，但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远大于内部崩溃；在国内，军阀混战虽为革命提供空隙，但当红军威胁国民党统治根基时，反动派必然缓和内部分歧、一致围剿——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围剿根据地，正是这一判断的直接印证。更关键的是，会议始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红军攻打长沙时，城内工人未响应、城外农民支援有限的现实，与城市群众会热烈欢迎红军的预判形成鲜明反差；而攻取吉安时，群众主动送情报、筹粮草的场景，又印证了依托根据地作战的正确性。这种实践—认知—再实践的逻辑，最终让会议明确：敌强我弱的核心态势未变，红军战略重心必须放在依托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上。唯有先看清时与势，才能找准进与退的主动方向。 　　2.坚持斗争统一：在凝聚共识中筑牢主动根基 　　“斗争”二字贯穿会议全过程，以斗争谋共识。在斗争中，党和红军不仅学会了如何正确斗争，而且成功解决了许多战略性问题，逐步掌握了战略主动。罗坊会议召开时虽已中止进攻南昌、九江的行动，但受“左”倾思想长期影响，红军内部分歧仍存：部分干部质疑不打大城市“这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是保守退缩的行为，还有人对“诱敌深入”战术存疑，担心把敌人放进根据地会打烂坛坛罐罐，动摇群众信心。面对分歧，罗坊会议展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统一智慧。敢于斗争，是指不回避矛盾——会议没有因“违背中央精神”的指责而动摇，而是直面分析“左”倾冒险的危害；善于斗争，是指用事实与道理服人——毛泽东等领导人一方面对比两次攻打长沙与攻取吉安的伤亡数据、群众响应度，让干部直观感受冒险进攻与依托根据地的差别；另一方面阐释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不打大城市是为避免无谓牺牲，是战略清醒而非战术保守；诱敌深入是为创造歼敌条件，是主动设局而非被动退让。 　　为让“诱敌深入”战略被更多人理解，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分析把敌人放进根据地，我们有地形熟悉、有群众支持的优势，敌人会成“瞎子”“聋子”。滕代远回忆说，“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 　　最终，朱德、彭德怀等核心将领达成共识，坚决支持移师赣江东岸、诱敌深入赤色区域的部署。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实际行动凝聚了内部合力。 　　3.坚持胸怀大局：在战术升级中激活主动效能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胸怀大局、着眼长远，在深谋远虑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1930年10月，蒋介石10万“围剿”大军已兵临城下，其“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术直指根据地。此时红军的核心抉择是：战场设在哪里？是“夹江而阵”主动出击、与敌人正面硬拼？还是“诱敌深入”，将敌人引入根据地聚而歼之？罗坊会议以胸怀大局的视野给出答案。毛泽东形象指出，红军目前的实力，好比乞丐与龙王比宝，硬拼肯定拼不过。只有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一决策背后，是对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的深刻权衡。从局部看，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可能暂时损失部分地区；但从全局看，这是打破“分进合击”、依托根据地创造歼敌机会的关键。从当下看，主动退让似乎被动；但从长远看，通过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才能逐步消耗敌人、壮大自己，最终掌握主动权。这一决策不仅解决了战场选择分歧，更推动红军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加速转变。此前红军作战多为小规模袭扰、短途奔袭；而“诱敌深入”要求在更大范围机动、更集中兵力作战——这意味着指挥体系、后勤保障、情报传递都需升级。彭德怀等将领从战略全局出发，主动调整部署，将主力集结于赣江东岸，为后续龙冈伏击战、东韶追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这种超越局部短期得失、立足全局争取胜利的大局观，推动战略构想转化为实战能力，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的质变。 　　4.坚持依靠群众：在凝聚民力中巩固主动支撑 　　人民群众是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反“围剿”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胜利。罗坊会议强调紧密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胜利提供坚实的保障。 　　在政治动员上，会议强调扩大苏维埃，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男女老幼齐动员，根据地群众纷纷行动，青壮年加入赤卫队配合作战，妇女缝补护理，老人儿童放哨传情报，让敌人陷入处处有陷阱、步步有阻碍的人民战争汪洋。 　　在政权建设上，会议强调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的管理，一切重大问题均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与解决，防止新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产生，强调使苏维埃一切行政合乎群众要求，群众支持从被动服从变为主动拥护。 　　在土地政策上，强调要团结贫农雇农对抗富农，针对富农把持肥田、贫雇农无地少地的问题，要求抽肥补瘦、公平再分。罗坊会议后，赣西南苏区开展大规模土地再分配，极大激发了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根据地群众主动送粮带路，甚至坚壁清野让敌人无粮可寻，成为最可靠的“后勤部队”。 　　在瓦解敌军上，会议通过士兵运动委员会开展白军工作，向国民党士兵宣传“都是穷苦人、不要打自己人”的道理。许多被俘白军士兵了解红军“官兵平等”“分田分地”政策后，自愿加入红军，从“敌人”变为“战友”。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既削弱了敌军战斗力，又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有了更广泛的力量支撑。 　　传承历史智慧：罗坊会议的时代价值 　　罗坊会议的历史实践，深刻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保持定力与把握主动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对正确道路的坚守，为把握主动提供了方向锚点；而在实践中灵活运筹的主动，又让道路选择在检验中不断巩固。这种以定力立根、以主动求进的智慧，本质上是“从实际出发”的哲学体现：不迷信教条，所以能在争议中坚守正确道路；不盲从经验，所以能在变局中灵活把握主动。 　　站在今天回望，罗坊会议的启示依然鲜活：面对复杂局面，既要锚定长远方向、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一时风浪所动；又要立足当下实际、灵活把握主动，不因路径依赖而困。唯有将“定力”与“主动”熔于一炉，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以凝聚共识为行动保障，以依靠群众为根本支撑，才能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于变局中开辟新局。这正是罗坊会议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