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昌 　　今年是罗坊会议召开9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温《罗坊会议决议》，深刻认识其出台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历史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从历史经验中发现亮点、汲取营养，从思想行动上解决“怎么看、怎么干”问题，从党性原则上做到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正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罗坊会议决议》的历史背景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江西新余罗坊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26日，会议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罗坊会议决议》）。《罗坊会议决议》出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登上中央舞台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既有国内的内在因素，也有国际的外在因素，加上李立三个人性格的主观因素，这三大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迅速登上中央舞台。 　　1.中国革命力量大发展 　　党的六大后，中共各级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大好时机，发动农民，建立红军，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党和党的各级组织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29年6月，全国党员增加到6.93万人，1930年9月，全国党员达12.23万余人，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组织。可以说党和红军大发展，是中共中央出现“左”倾冒险错误的一个内在因素。 　　2.军阀混战提供契机 　　1928年冬，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治全中国，成为在国际上唯一代表政权，但实际上，全国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给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契机，反革命力量和革命力量一消一涨，给中共领导人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量，为中共“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提供了外在的客观条件。 　　3.共产国际发出指令 　　1929年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特别是10月26日的信中，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指示信是中共中央从“右”急转“左”的外在国际因素，也是李立三登上中共中央政治舞台顶峰的推手。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打下南昌、夺取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各路红军掀起进攻中心城市的浪潮。 　　（二）红军赣湘大进军 　　1930年下半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按照李立三中央的指示，离开根据地，向中心城市南昌、长沙进行了一次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进军，以罗坊会议为转折，结束5个月的进军行动，期间有一系列会议的争论。 　　袁州会议上的争论。9月28日，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后，经株洲、萍乡抵达袁州，为统一思想，29日，在袁州（宜春）召开总前委会议，史称“袁州会议”。10月4日，红军攻占吉安，赣江两岸根据地30多个县连成一片，红军发展到4万余人。 　　峡江会议上的争论。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按照袁州会议精神，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吉安发布《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部队北上与三军团会合，17日，占领峡江，在峡江县城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峡江会议”。这次会议对于纠正立三“左”倾路线，使红一方面军战略转变到正确的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太平圩会议上的争论。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黄土岗，2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太平圩召开会议，史称“太平圩会议”。10月24日，在黄土街发布《红一方面军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新余罗坊。红军赣湘大进军及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为罗坊会议的胜利召开、《罗坊会议决议》形成、“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通过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罗坊会议决议》的历史贡献 　　《罗坊会议决议》共9100多字，分为九个部分。要深刻认识《罗坊会议决议》出台的历史背景和精髓要义，才能弄通弄懂其历史贡献。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罗坊会议决议》最基本最核心内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吉安的胜利与新的革命高潮”。《罗坊会议决议》对“国际事变与世界革命的发展”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军阀混战中几个事变”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介绍了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同时，分析了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军阀组成反共联盟。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顶住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压力，另一方面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才使红三军团官兵和江西党的负责人在打不打南昌的问题上形成共识，执行“诱敌深入”方针。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全文，《罗坊会议决议》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二）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罗坊会议决议》通篇文章都涵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强调了群众工作的重要。在“吉安胜利与新的革命高潮”中指出：“吉安胜利就是江西省胜利的开始。这一胜利是红军群众几年来的战斗中第一个主要城市的夺取”。在分析长沙失败和吉安的胜利时指出，“第一次的不能坚持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群众条件不具备，第二次因为仍然缺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的红军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在谈到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条件时，指出江西“有更多的可能，江西有60余县的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 　　（三）坚持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 　　1920年7月，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文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从此以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根本组织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其根本的组织原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从撤围长沙，到进入江西，再到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大平圩会议等等，由于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抱着“怀疑”的态度，在组织上服从，在行动上执行，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要求，《罗坊会议决议》中仍然写入把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作为方面军与江西党的任务。这就是组织上的服从，行动上的执行，但这并不等于在思想上毛泽东完全赞同，而是贯彻了反“左”的精神，在《罗坊会议决议》中谈到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时指出：“战略与战术活泼的运用，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这就为“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夺取吉安”，找到了注解。 　　（四）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罗坊会议决议》指出：“长沙和吉安的事件，足够教训我们，第一次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并不是红军中坚。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但是“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了“轻装袭击”路线是错误的，因此，《罗坊会议决议》指出：必须坚决转变这种“由单纯红军轻装袭击的路线”。这种“单纯的轻装袭击”路线，其实质为“表面上仍为坚决进攻的右倾路线，但实际延缓了革命首先胜利的到来，成了极端的左倾路线”。在批评李立三同志的军事冒险主义后，《罗坊会议决议》又实事求是分析了敌情，用事实根本否定了违背中国革命战争客观规律的“左”倾冒险主义，坚决纠正了轻装袭击夺取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罗坊会议决议》的时代价值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依靠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 　　《罗坊会议决议》在分析“吉安胜利与新的革命高潮”以及“反对争取执政权的游击路线”及“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首要任务”中，处处时时体现群众工作，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 　　进入新时代，我们初心如磐，使命光荣，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有“一心一意跟党走”的绝对忠诚，要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更需要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为民情怀，执政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用权为民的公信力，做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才能为民族复兴伟业抒写历史史诗。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切实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罗坊会议决议》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无论是对形势的分析，还是军阀混战的论述及一方面军和江西党的任务部署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这对指导我们当前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把实事求是贯穿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各环节，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实事求是已成为贯穿我们党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路线，一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胜利前进，什么时候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实事求是已成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观。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更加自觉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才能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才能更加有力化解各种风险，作出新判断，取得新胜利，才能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深入实际，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罗坊会议决议》的出台凝结着毛泽东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和江西党负责人的心血。罗坊会议前夕，“为了更好地知道敌人的情况，毛泽东在新余收集了国民党的报纸，用以全部精力看报纸，差不多看了七八天的报纸，反复分析敌我形势。这时候，毛主席从收集的重要情况，又知道了国民党先头部队，已到了清江，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紧要的”，正因为有了不断搜集情报、报纸等，《罗坊会议决议》才能正确估量“国际事变与世界革命发展”形势，正确分析“军阀混战中的几个变量”从而作出“对于这些事变的估量”。“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同时，在罗坊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找来了八个来自兴国县的新兵，召开调查会，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战争年代需要调查研究，进入新时代后，我们更离不开调查研究，我们必须从调查研究开始，加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