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改称“抚河文化”的几个理由

文/郑明 朱细胜 李秋明

（作者单位：进贤县毛笔研究会）

临川文化作为江右文化的重要分支，以临川（今临川区）为核心，辐射抚河流域，承载着“才子之乡”的历史荣光。然而，随着行政区划变迁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以行政区域命名的“临川文化”逐渐显现出地域局限性。笔者曾在学术场合提出改称“抚河文化”的倡议，得到学界肯定。本文从学理层面系统梳理五大核心理由，以期为区域文化命名的科学性提供参考。

 一、地理覆盖：从行政分割到流域整体的范式转换

 临川文化的命名本质上是行政中心辐射的产物，其地理范围虽涵盖抚州市11个县（区），但核心边界始终依附于历史行政区划。这种命名方式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抚河流域作为自然地理单元，早于行政建制便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共生体。从广昌甘竹镇的先秦聚落遗址到南丰白舍窑的宋代瓷业遗存，考古发现清晰勾勒出抚河干流（盱江—汝水）及其支流（黎滩河、崇仁河、东乡河）流域内，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文化连续体。 

相较之下，临川（今临川区）作为历史府治，虽在政治上具有中心地位，但其文化辐射力难以覆盖流域全域。例如，南丰曾巩的“唐宋八大家”之誉、金溪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其学术渊源更植根于抚河流域共同的山水形胜与人文土壤，而非单一的行政归属。抚北五镇（李渡、文港等）虽因行政区划调整划归南昌，但晏殊故里沙河村（今属文港）地处抚河支流之畔，其家族耕读传统直接依赖于支流灌溉形成的农业基础，地理基因的纽带作用远超越行政边界。

因此，以“抚河”命名，本质上是回归“自然地理单元决定文化共同体”的认知逻辑，更能完整呈现区域文化的空间基底。

二、文化整合：从精英叙事到多元共生的维度拓展

 传统临川文化研究聚焦于临川一地的精英文化，形成以王安石、汤显祖、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文学—教育”核心叙事。这种聚焦虽凸显了区域文化的高度，但也导致对流域内多元文化形态的遮蔽：宜黄戏的戏曲程式与汤显祖戏剧共同构成抚河流域的戏剧生态，广昌白莲种植与南丰蜜橘栽培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多样性，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与文港毛笔产业则见证了手工业文明的繁荣。 

抚河作为历史上的“黄金水道”，其经济影响更突破行政中心的局限。唐宋时期，张商英疏拓抚河水道，使流域成为“漕粮外运主动脉”，催生了浒湾（刻书中心）、李家渡（商埠重镇）等因水而兴的文化节点。民国时期，以抚河为纽带的粮食市场网络辐射赣北乃至全国，形成“临川为核、诸镇联动”的经济共同体。

可见，抚河流域的文化特质是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交织共生，单一的“临川文化”标签难以承载这种多元性。改称“抚河文化”，实为打破行政中心主义叙事，构建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全谱系研究框架。

  三、历史传承：从行政依附到自然载体的逻辑回归 

抚河对区域文化的塑造具有超越朝代更迭的稳定性。自唐代修建千金陂（今属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起，抚河流域的水利开发便形成“筑陂—分流—灌溉”的系统工程，至今仍滋养着流域内60余万亩农田。这种“治水智慧”不仅是物质遗产，更升华为流域共同的精神符号——千金陂的修建需要跨村落协作，孕育了契约精神；河道航运催生了“以水为媒”的移民文化（如唐宋北方士族南迁、山越族群融合），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

 反观“临川文化”的命名逻辑，其传承载体高度依赖行政中心的历史地位。当行政区划调整导致抚北五镇等重要文化节点被分割时，原有的叙事体系便出现断裂。而抚河作为自然地理标志，其物理存在与文化象征具有恒定性：晏殊家族的崛起得益于文港镇支流水运带来的经济积累，李瑞清的书画成就植根于温圳镇水网孕育的商贸文化，盛中国的音乐启蒙源自李渡镇“酒香瓷韵”的多元氛围。这些案例表明，抚河流域的文化传承始终以“水”为纽带，而非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消长。

 四、学术与实践：从传统视角到现代战略的双重呼应

 近年来，抚河流域的考古与文化研究呈现明显的“去行政化”趋势。2023年启动的“抚河流域先秦遗址考古调查”揭示了流域作为“长江中游文明重要支脉”的独特价值，2024年千金陂申遗成功更标志着国际学界对流域水利文化的认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文化品牌建设中，已自觉以抚河为核心叙事：抚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要素（戏曲、书院、水利）均以流域为空间载体，昌抚一体化战略中“共建抚河流域文化带”的表述，更凸显了跨行政区域的合作需求。 

反观临川文化研究，当前仍集中于历史文献整理与精英人物个案，对流域内非遗技艺（如广昌孟戏）、古镇肌理（如浒湾书坊街）、生态文化（如抚河候鸟栖息地）的系统性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双重转向，要求打破“以府治命名文化”的传统范式，建立以自然地理为基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体系。“抚河文化”的命名，恰能呼应这种从“地方史”到“流域史”的研究升级。

 五、典型案例：抚北五镇的文化脐带与抚河的纽带作用 

抚北五镇的行政区划变迁（1969年划属进贤县，1983年随进贤入南昌）虽造成行政割裂，却反证了抚河作为文化脐带的不可分割性：  

  水运网络塑造成长轨迹：文港镇因抚河支流航运成为“华夏笔都”，晏殊家族借制笔业积累的经济资本兴办教育，形成“耕读传笔”的文化循环；李渡镇依托抚河东岸水运枢纽，发展酿酒产业，商业氛围孕育了桂瑞藩的实业精神与盛中国的艺术视野；温圳镇因支流交汇成为明清商埠，李瑞清家族在商贸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诗书画一体”的艺术追求。

 水利共享维系精神认同：千金陂的灌溉干渠延伸至五镇农田，其“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成为跨区域共同的文化记忆；抚河水系构建的交通网络，使五镇名人（如晏殊、汤显祖家族分支）与临川核心区保持频繁互动，形成“行政虽分、文脉未断”的文化共同体。 这一案例深刻表明，自然地理要素对文化认同的维系作用，远胜于行政区划的刚性分割。

结语：从历史真实到现代建构的必然选择  

   临川文化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但其命名逻辑本质上是古代行政中心主义的产物。在当代区域文化研究强调“整体性、多元性、生态性”的背景下，抚河作为兼具自然地理稳定性与人文历史包容性的载体，更能胜任文化符号的功能：它既涵盖临川核心区的精英成就，又包容流域全域的多元创造；既尊重历史延续性，又回应现代区域协作的战略需求。改称“抚河文化”，并非否定临川的历史地位，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构区域文化的认同体系——让流淌千年的抚河水，成为串联过去与未来、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这既是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规律的回归，更是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