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初入单位那几年，办公楼的灯火总熄灭得最迟。某天的夜半24点下班走出楼门，整座城都已然熟睡，路灯疲惫地撑开惺忪的光晕，我的影子在灯下拖得伶仃又细长。这时一辆车停驻在十中门口，车尾贴着块磨旧的荧光贴纸，像暗夜里浮着的一粒微弱的磷火。车上坐着一个中年人，见我走近，便抬起帽檐，露出汗湿的额发，随意地招呼一声：“小伙子，过八一大桥的吧，上车吧，五块钱送你。”

车内弥漫着一种陈旧的皮革气息，混着若有似无的烟草味道。后座上，一只黑色的贝斯箱静静躺着，箱体边角磨损得泛白，像被无数个夜晚磨去了棱角。我小心地挤进去，他嘱咐一句“坐稳”，车子便悄然滑入浓稠的夜色里。车尾那点微弱的荧光，勉强撕开前方一小片黑暗。我贴着微凉的窗玻璃，偶尔从后视镜里瞥见他半张脸——眼睑下方沉淀着浓重的暗影，下颌绷紧的线条却透出一点固执的棱角，仿佛在无声抗拒着这沉沉的倦意。

很快车子抵达下罗十字路口，我递过那张被手心捂得微热的五元纸币。他并不回头，只随意向后伸出一只手，手指骨节分明，带着些常年按弦留下的薄茧，轻轻接住纸钞，手腕一翻便收入衣袋深处。我说：“多谢。”他也只略一颔首，几缕汗湿的头发贴在额角。随后车窗重新升起，那点微弱的荧光摇晃着，驮着他和他沉默的琴箱，渐渐溶入前方深不可测的黑暗里，仿佛从未停驻过，又仿佛一直悬浮于这黑暗之海。

日子久了，慢慢熟络，每次24点下班，他都准时在十中门口等我。偶尔几次他会迟到，但也会提前电话告知。后来才知他是农大的声乐老师，每晚都在苏圃路的酒吧驻场当贝斯手，顺路捎带上我，也可以赚5元油费。他有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一，一个读初一。有时他会带一包他自己种的蔬菜给我，我除了送他几盒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礼的。有时候，我会告诉他一些时事新闻和国家新政策，他也会教我几个简单的贝斯音符。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个二手车，再也没有见过他，甚至因为换了手机，连电话都没有保存，更别提QQ和当时还没出现的微信号了，因为我想着彼此只是一个对方的匆匆过客罢了。

十六年光阴碾过，生活的砂纸已经磨平了我所有棱角，也磨厚了掌心。许多个夜晚，我也驾着车，在这座城市的脉络里穿梭。昨夜送完朋友，竟不知不觉驶回了当年那条街。十中门口梧桐枝叶的暗影在地上摇晃依旧，只是树下再没有那个瑟缩苦等的青年了。我习惯性地在街角停下，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根烟，看着已经变成北京银行的老办公楼，只有引擎低沉的余音在寂静里回荡。

片刻，一个年轻人背着黑色的贝斯箱，拖着沉沉的步子，低着头走近，身影在路灯下显得单薄伶仃。“顺路？”我朝他扬了扬下巴，“五块钱，捎你一程。”

他拉开后门，小心地搁下那崭新的黑色贝斯箱，在后座坐了下来。引擎再次低吼起来，车尾那点熟悉的微光重新亮起。我叮嘱一句：“坐稳。”车子启动，夜风从车窗缝隙涌入。后视镜里，映着他年轻而同样写满倦意的侧脸，正茫然地望着窗外流逝的灯火。我搭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关节无意识地轻轻叩击着冰冷的塑料，仿佛在拨动无声的琴弦。

“大叔，你有孩子吗？”他问道；“有啊，一个儿子在读高一，你应该是刚当上爸爸吧？”我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回答，沉沉夜色里，只剩下引擎声单调地轰鸣声。恍然间，我指尖触到方向盘上细微的旧痕，仿佛又听见当年那贝斯琴弦在暗夜深处震颤的低鸣。原来当年那五元纸币，岂止是归家的渡资？那分明是递过来的一根燃烧在寒夜里的炭条——它微弱的暖意，并非来自引擎，而是来自一颗在生存的重奏里，仍固执地拨响生活低音的心。这车灯所照亮的，何尝不是我们在城市深处挣扎的暗影？

汽车继续前行，街道两旁的楼宇在夜色里沉默如巨兽。前面是红灯，我缓缓停下，手指下意识在方向盘上敲击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节奏。这微弱如萤火的荧光贴纸，它照亮过当年那个青年伶仃的影子，如今也映着我后视镜里那张年轻而疲惫的脸庞。它照见的何止是路？分明是芸芸众生在深宵里辗转的同一份苦涩，是生命在长夜中彼此辨认、彼此交付的微光契约——我们颠簸于各自的夜路，这一点荧荧不灭，竟成了无言的凭据：纵使独行于无边的夜，灵魂深处，总有一根震颤的弦不肯彻底喑哑，幽幽传递着生存的余温，如同那后座上沉默的琴箱，内里始终压着未曾断绝的共鸣。

十六年过去了，我很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