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书的疑惑

——关于《历代状元文章汇编》的出版疏漏

□闻君

这册《历代状元文章汇编》，自购入后便在书架上闲置了许久。洪钧编纂的此书，收录了自唐垂拱元年状元吴师道至清光绪二十年状元张謇，共八十九篇文章。全书除原文外，既无注释译文，亦无序跋说明。如此编法，曾令我撰文批评——对读者而言，实在难称友善。

既是状元文章，总该读几篇的。于是有意挑选了唐代的吴师道（开卷首篇）、宋代的张九成与文天祥、明代的朱希周、杨慎与马世俊，再到清代的朱昌颐、洪钧，直至末篇张謇。编纂者洪钧自己的文章，自然是要看的。此前虽未读过他的文章，却早闻其名——那位同治七年的状元，官至出使欧洲的四国大臣，生平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与赛金花的那段传奇。

翻阅间注意到，洪钧的文章列于第七十八篇，注明为同治七年（1868年）状元，而末篇张謇则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这一时间跨度令我顿生疑惑，特意查证：洪钧卒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一个逝于前一年的人，如何能编纂次年状元的文章？

这实在是不该有的疏忽。若是后人续编，出版时理当说明；若是误收，更是编校的失职。可这部书偏偏未作任何交代，任这一矛盾静默地留在书页之间。

想来编书出版，最根本的是对读者负责。注释译文或可商榷，但基本的出版规范总该遵守。洪钧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远不止这些馆阁文章；而这部以他之名编纂的书，竟连如此明显的时间矛盾都不加说明，实在令人遗憾。

合上书，望着素净的封面，我起初的疑惑，渐渐化为一种更深切的明了。

这本小册子所呈现的，或许远不止是一处出版的疏漏。它更像一个缩影，映照出我们在对待历史文本时常常陷入的某种惰性——满足于材料的汇编，却疏于必要的阐释；习惯于因循旧说，却缺少一份为读者拨开迷雾的责任感。洪钧与张謇，两位状元相隔一年的时空错位，看似微小，却恰好成了衡量这份责任感的一把尺子。

我的这点发现，其意义或许并不在于考证本身，而在于它提醒我们：文化的传承，绝非简单的文献堆砌。 它需要后来者怀着一份“敬”与“慎”，去搭建理解的桥梁。一句清晰的出版说明，一段严谨的考据按语，其价值正在于让沉默的文本开口说话，让读者不仅能“读到”，更能“读懂”。

一本书的使命，在它与读者相遇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而出版者的匠心，就体现在是否珍视这场相遇，是否愿意多走一步，将历史的真相，明白地交到后人手中。

2025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