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仍然习惯用九州指代中国。逢盛大节日，我们说“九州同庆”；赞美祖国辽阔疆域，我们说“九州四海”；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我们说“九州攸宁”；赞颂中华大一统，我们说“九州共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这首《己亥杂诗（其五）》可谓家喻户晓。诗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

论九州，首先要谈《禹贡》。《禹贡》是《尚书》中一篇记述早期中国山川地理、交通贡赋等内容的重要文献。

在古代，人们认为《禹贡》是大禹所作。不过，由于《禹贡》的内容不契合上古时期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舍弃旧说。可以说，《禹贡》托名大禹成书，与当时诸子百家流行蹭远古圣王“流量”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禹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划分九州。客观地说，禹划九州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史记·夏本纪》提到了大禹“开九州，通九道”。

黄河流域的六州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带。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提出“重瓣花朵”理论，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辐辏，终成主导。后来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就是夏朝。

“九州”，也出现在文人骚客的笔下，在诗歌里，在文赋里。天下统一的时候，大唐盛世的岑参可以自豪地说：“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天下分裂的时候，南宋的陆游只能伤感地哀叹：“壮岁羁游半九州，即今憔悴老菟裘。”

“半九州”，表明陆游没有把南宋视为中国的全部，仅是一隅而已。每当山河破碎的时候，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吟唱 “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坐标，因为她是中国！

《史记》记述阴阳家邹衍思想学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在邹衍看来，中国就是天下九州。与传统“中国”概念——“华夏”相比，邹衍将中国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了，不仅包括华夏，也包括四夷。

邹衍生活在战国后期，天下重新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各民族与华夏族交往密切，逐渐融合起来。邹衍重新界定中国概念，以“九州”冠之，消泯了华夷界限，实现了华夷一家。这样的“中国”，成为超越单一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比之前的“中国”概念，有了质的飞跃。从此，以“九州”指中国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