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通报：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其中，居住在江苏吴江的企业家沈某，于同年6月11日被这二人从家中带走并索要财物，沈某乘二人不备跳车逃跑并报警，这才逃出了对方设下的圈套，并使二人落入法网。最终，杨某某、占某某因犯滥用职权罪，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七个月。这一结果，不仅充分说明二人的“执法”行为严重违法、应受惩戒，也对所有妄图“以公权谋私利”的执法司法工作者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信号。

在这起案件中，涉案的一名民警、一名辅警，均为身负责任的警务人员，本应依法执法、公正执法，以维护法治为己任。然而，他们却对人民警察队伍的职责没有一点敬畏，把本应用来执行公务的警用装备当成了向他人索取财物的工具。两人行为之恶劣、作案细节之荒谬，不仅令公众倍感震惊，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以及所谓“远洋捕捞”现象的关切。

近段时间，趋利性执法司法的问题，已然成为热点话题。关注此事的，不仅包括深受其害的企业经营者等群体，也包括最高检和多个省份的各级有关部门。10月9日，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在最高检党组会上强调，要“切实防止和监督纠正趋利性执法司法、违法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财产等问题，促进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此后，多地有关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纷纷开展专项行动，对包括“跨省执法”在内的各种趋利性执法司法行为作出了有力遏制和打击。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趋利性执法司法行为，都像杨某某、占某某的行为一样，属于纯粹的“公器私用”。之前，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也出现过某些地方的执法司法部门，在正式立案后，以跨省冻结财产、派人异地执法等看似在程序上“合法”的方式，把手伸向外省企业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警察的跨省执法行为处于相对模糊的灰色地带，一方面并非自作主张，而是有上级指示，但另一方面，也并未按照有关规定得到执法地公安机关的协同与认可。

对于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当然不能一律追究执法者的刑事责任，但只要其背后动机是“趋利”，存在滥用职权的隐患，就都应被及时叫停。毕竟，执法与司法工作的目标，应当是捍卫法治权威、维护公平正义，如果一个地方的执法司法部门可以为了罚款等“经济指标”，擅自对其他地方的企业“远洋捕捞”，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也会使各地执法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扭曲异化。对此，最符合法治精神，也最有实效的应对方式，就是以各地执法司法部门为主体，严格划定事关本地企业的执法司法权责边界，一方面以“守门人”的姿态，保护本地企业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另一方面在确保跨省执法正当合理、程序合规的前提下，不对确实违法的本地企业“护犊子”。

不久之前，公安部印发《关于规范办理刑事案件适用资金冻结措施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整治执法突出问题，严格依法依规、严格审核审批、严格甄别核实、严格监测预警和监督追责，严禁立案前冻结资金，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冻结资金。这些具体要求，为各地采取措施制止逐利性执法提供了有效指引。也希望在未来，各地营商环境能得到更好的保障，避免“远洋捕捞”等趋利性执法司法现象。（杨鑫宇）

编辑：李坚、章星颖（实习生）

审核：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