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媒体应何为？
郑长忠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文明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从“文明”说起。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类拥有理性。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就在理性的指引下展开实践——而在一次次实践中，理性又得到进一步生长。正是在这样的循环里，我们创造出了让自己“活下来” 并“活得更好”的一切：能饱腹暖身的物质条件，能滋养心灵的精神成果，能协同共处的社会规则，能保障秩序的制度设计……这些由理性孕育的所有成果，总和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
视觉江西 段长征 摄
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催生出新的传承方式。一代代人不可能都亲历过去的实践，于是我们用精神符号、价值观念、行为仪式等方式，把文明的内核提炼、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化”。可以说，文明与文化始终在相互成就：文明是理性实践的结晶，文化则是对这些实践的精神映照；文化让文明跳出了具体的时空限制，得以在精神层面代代相传，也得以向“他者”（无论是其他地域、其他国家的人）传递。
正因为如此，子孙后代能读懂先辈的创造，我们能理解祖辈的智慧，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人也能透过文化看见彼此的文明——交流的基础，便由此奠定。
但我们也会发现，文明虽由理性孕育，人的理性却始终带着局限 ——尤其是在文明早期，理性的发展程度本就受限于时间和空间。
当时的人们要面对同样的命题：怎么吃饱饭、怎么改造居住环境、怎么应对生活里的难题、怎么开展生产……可由于改造自然的条件不同（比如有的地方靠河流农耕，有的地方依草原游牧）、所处的环境有别（山地与平原、寒带与热带的生存挑战本就不同），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认知和办法，自然会生出差异。
不过，所有差异背后，始终藏着共通的核心——人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没有“人”，何谈文明？所以不同文明的根，其实是扎在同一片土壤里的：都在回应“生存”与“发展”这两个人类共有的命题。
而那些看得见的差异——无论是生产方式的不同，还是生活智慧的区别，本质上是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历史积淀塑造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在特定时空里的“有限表达”。正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文明才会像森林里的树——根系相连，枝叶却各向天空生长。
怎样才能让“活得更好”成为现实？其实很简单——把你、我、他各自找到的新方法汇聚起来。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办法多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自然会改善。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学会“向他人学习”。学习时遇到不懂的，就主动请教；请教后仍有困惑，就坐下来对话；哪怕对话中吵了起来也没关系——吵到最后会发现，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想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这样一来，彼此包容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而包容的前提，是理解“每种智慧都有它的来由”：各个国家的人们所做的选择、创造的文化，都是基于自身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和历史积淀，为解决当时当地的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想通这一点，就会明白：必须先尊重，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如果带着“文明优越感”，觉得别人的创造“不值一提”，甚至歧视、轻视其他文明，看似是抬高了自己，实则是把自己困在了认知的茧房里，再也无法进步。
所以，平等是一切的起点。只有在平等的视角下，我们才能看见：每种文明都有闪光之处，都是为了推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人民智慧的结晶。这时你会懂得，尊重他人的文明，就是尊重人类共同的努力，最终也是尊重我们自己。
在这样的平等基础上相互学习——这，就是“互鉴”。
在互相学习时，遇到不了解的地方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 —— 对话。
就像这次大家来到中国，亲眼看一看这里的样子；再听我讲一讲过去的事，就会明白：原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是这样一步步干出来的，原来我这个所谓的“老教授”，小时候也有过饿肚子的经历。这样一来，那些“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就消失了——老教授又怎么样？现在看到好吃的，我照样会馋得流口水，因为小时候饿过的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
就是在这样的对话和交流里，我们一点点走近对方、理解对方。当我真正懂了你的故事，看你的时候眼里自然会有光，心里会生出亲近，打心底里愿意接纳你。这时候再去学你的东西，就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从心里认同。
到了这一步，“包容”就水到渠成了。这种包容，不是“觉得你不够好却勉强忍让”的克制，而是“我懂你、在乎你”之后的自然流露。文明发展中最珍贵的互相包容，正是这样从心底里长出来的。
二、人类为何需要全球文明倡议？
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全球文明倡议中倡导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的根基，在于认清“文明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在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孕育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成果。
因此，全球文明倡议所指引的方向格外清晰：以交流打破隔阂，以互鉴化解冲突，以包容摒弃优越感。这样的选择，本质上是对“人” 的基本尊重——让每个地域的每个人，都能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局限的空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使“人”获得更全面的发展，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局部空间的生存，一步步走向全球；从“某个地区的人”，逐渐成为“全球的人”，最终凝聚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整体的发展。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些人心目中缺乏对“人类整体性”的认知，便容易滋生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逻辑。可我们都该明白：越是原始的阶段，人类才越依赖弱肉强食；文明程度越高，就越需要懂得“合作”的价值——合作，才是成本最低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毕竟，今天你用冲突伤害他人，明天冲突可能就会反噬自身。唯有合作共赢，才能让共同利益得以实现，让人类的集体智慧充分涌流。
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之一进入文明阶段，且至今未中断文明传承的唯一文明体。这并非我的判断，而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从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始终一脉相承。
或许正因见证了足够漫长的岁月，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深刻的认知。比如“以民为本”的理念，如今已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又如面对差异时，我们提出“和而不同”——承认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更强调“和”，通过和谐相处、合作共赢，让各地的智慧得以汇聚，让各方的利益得以兼顾，最终惠及所有人。
这样的理念，既推动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始终在为世界的进步提供思路。直到今天，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相继提出了三大全球倡议，背后正是对“人类如何更好共存”的理性思考。
第一个是全球发展倡议。没有发展，饿着肚子谈何进步？但这种发展不能靠争抢，必须是和平的——大家各展所长、互利共赢，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之道。
第二个是全球安全倡议。发展起来之后，安全是底线。就像人吃饱了饭，还得有安稳的生活环境，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倡导用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用共同安全代替零和博弈。
第三个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如果说发展是油门、安全是刹车，两者配合才能让“人类这辆车”行稳致远，那么文明交流互鉴就是让不同“驾驶者”（不同文明）找到默契的方向盘。毕竟，不同国家的历史、环境不同，就像车的型号、驾驶习惯各异，文明自然有差异。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一倡议，正是倡导用平等对话代替隔阂，用互鉴合作代替冲突——有人宣扬“文明冲突论”，中国则坚信“文明互鉴论”，这本身就是理性的选择。
我们始终认为，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更不该有“优越感”。就像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做任何事，都要让多数人受益、让多数人参与。这一理念也贯穿在当前我们的实践中，“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后花园”，而是沿线国家共同耕耘的“百花园”；推动三大倡议，也从来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各国可以共商共建的平台。
说到底，这一切都是理性的选择，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肯定，更是新时代里，中国对“如何让人类活得更好” 给出的智慧答案。
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媒体为何责无旁贷？
但现实中，隔阂与分歧的存在有其客观缘由。人类长期在不同地域独立发展，资源有限带来的生存竞争、发展阶段差异催生的认知落差，难免让冲突有滋生的土壤，“文明优越感”也可能在特定阶段存在。
那么，如何让“交流、互鉴、包容”从理念落地为现实？政府的推动固然重要，它能提供制度性的框架，但这种推动往往偏于刚性。有没有更柔软、更贴近人心的力量？当然有——那就是媒体。
媒体人行走于世界各地，眼睛看到的是真实，心里守护的是初心。在赣州采风时，大家了解了王阳明，讲解老师也介绍了他的重要思想之一——“致良知”。对媒体人而言，这“良知”就是，每一次报道是否贴合本心、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守住了职业的责任、道德与准则。用亲眼所见的真实去记录、去交流，这便是媒体人的“致良知”。
就像今天在场的各位，来自十几个国家，身后是千千万万本国人民。你们的报道，能让一个国家的普通人真正看见另一个国家的样子 ——不是刻板印象，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具体的人和事。这种“看见”，正是理解的开始。这一点，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体会，我也深有同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首先要扛稳责任。要实现文明多样性的平等交流，最终达成交流互鉴、包容共生的目标，媒体的担子格外重。相比政府推动的刚性框架，媒体的优势在于更柔性、更能深入现实 —— 就像刚才一位朋友说的：文明交流从来不止“高大上”的宏大叙事，更多是老百姓日常关心的“吃喝拉撒”。这些关乎生活与生存的琐事，恰恰是最能拉近距离的纽带。而媒体人可以用独特的视角，把这些烟火气的日常讲透、讲活，让文明交流变得具体可感。
媒体还有一项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在别国看到的真实，用本国人能懂的方式讲给同胞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中国的表达，其他国家的人未必能完全理解。就像刚才一位记者提到的，“要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把亲眼所见的真实讲出来。”这种“跨语境的翻译”，政府很难做到，唯有深入本土、熟悉双方语境的媒体人能做好。
当然，我们的表达不能只停留在“吃喝拉撒”的表层。更要挖透这些日常背后的精神内核与逻辑——比如一顿饭里藏着的生活智慧，一种习俗里凝结的生存哲学。就像我们聊文明互鉴时谈到的，对人性的理解、对自我的认知，这些深层认知需要媒体去引导和提升。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想明白：为什么和平比冲突更重要？为什么互鉴能让大家都受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路？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媒体人一点点讲清楚。
所以说，媒体人在这件事上，任重道远。
尤其是刚才一位记者朋友提到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冲突的裂痕不断扩大、战争的阴霾仍未散去，“守护和平”“推动合作”“尊重他人”，以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守护人性——这些命题的分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也更迫切。
更重要的是，唤醒每个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此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因为我们都清楚，现在的战争，一旦失控，不再是局部的硝烟，它可能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将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推向危险的边缘。
四、数字时代，媒体应如何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我们已步入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人工智能的语料，大多源自媒体报道与网络信息——可网络空间里，充斥着歧视性言论、文明优越感，以及各种扭曲事实的声音。这时候，媒体人守护良心、报道真相就有了特殊意义，我们相当于给人工智能这个“人类的数字之子”扣好第一粒纽扣，告诉它第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相。唯有如此，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与人工智能共处时，才能通过它真正触摸到世界的本真。这些看似日常的报道与坚守，都会沉淀为数字时代的基础，影响着未来。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存在差距。有些国家走在前列，有些国家仍在追赶；国际话语体系里，有些国家长期占据优势地位，有些国家的声音却总被淹没。但人工智能本身没有分辨能力—— 它不会在意“谁的声音更强”，只会从语料中学习。所以为了下一代，为了人类新文明的走向，我们更需要主动发声。不仅要让大国、强势文明的声音被听见，更要让小国、长期被忽略的文明拥有表达的机会。
这种话语权的平等，不止关乎当下的世界和平，更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在数字智能时代，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究竟是单一的声音还是多元的表达？是只容一种文明存在的封闭空间，还是百花齐放的开阔天地？答案，就藏在我们现在的每一次报道、每一次发声里。
这就意味着，在数字时代与百年变局交织的当下，跨文化叙事的创新与媒体的责任，显得格外沉甸甸。我虽从事政治学研究，并非媒体人，但正因为长期关注这一领域，才觉得责无旁贷要参与这场讨论。我虽然已年近六旬，这几天却像个年轻导游——下车陪同看实地，上车就和大家聊思考，哪怕颠簸着也想把背后原理讲清楚，三天时间讲解了十多场，正所谓“下车导游、上车导学、全程导电”。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清楚这样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子孙后代有好处。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就该全力以赴。
说到这儿有些激动了，还是得收住情绪回归理性。最后想再次感谢各位，感谢这三天的朝夕相处，我们结下的友谊早已超越了会议本身；更感谢刚才每位的分享，让我有了这么多共鸣与感慨。我不知道刚才这番梳理，是否真正读懂了大家的心声，是否凝聚起了我们的共识。如果这份努力能让大家觉得“说到了一块儿”，就请给我一点掌声当鼓励吧。谢谢大家！
（本文系郑长忠教授在“2025 年‘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的“全球文明倡议下的跨文化叙事创新与媒体责任”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录音整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