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顿首唤国魂

　　当神州魑魅魍魉横行，阴霾笼罩，总有耀眼的星芒刺破漆黑的长夜，告诉世界我们是谁，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传承。这些星芒，是宝塔山，是太行山，是抗日战场，也是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是文化大师的字里行间。

　　让我们记住这些赣鄱大地走出的星辰——

　　邹韬奋：笔柄千秋唤救亡

　　2025年7月7日，由上海韬奋纪念馆主办的“笔柄千秋唤救亡”主题展览在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文化长廊揭幕。一个不屈的灵魂，穿越尘封的往事，再次与时代对话。

邹韬奋(资料图)

　　邹韬奋(1895—1944)，祖籍江西余江(今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潢溪镇)，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

　　1936年5月31日，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联合声明《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由衷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国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

　　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多家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书店职工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全民抗战》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业绩，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亦被查禁停刊。

　　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量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范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了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了中国政治与抗战救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2年3月，邹韬奋不幸查出罹患耳癌，被迫潜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

　　1944年7月24日，带着对民族的深切忧思和未能见证抗战胜利的遗憾，邹韬奋在上海病逝。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周恩来曾高度评价邹韬奋：“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张恨水：国如用我何妨死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一个月后，张恨水(1895—1967)在江西景德镇出生，他日后在中国报业史、文学史上留下了璀璨的光芒，一生著述3000万字，《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春明外史》等作品蜚声中外，被誉为“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和“抗战小说第一人”。

张恨水(资料图)

　　19岁前，张恨水基本在江西景德镇、上饶、南昌、黎川、新干等地生活，其间曾回祖籍安徽潜山余井镇黄岭村小居，后回南昌补习，由此去往汉口，开启了作为报人的人生征程。赣文化给了张恨水潜移默化的滋养，他对出生地亦怀有深深的故乡情结，不但多部小说、散文以江西为背景，还用过“江西老表”做笔名——他浓烈的家国情怀长于斯、成于斯。

　　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张恨水写了《伟大的南昌》，激励故乡的抗战；抗战胜利后，他还在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忆滕王阁》。

　　张恨水的文化抗战，来自他清晰的民族意识。他是国内较早通过文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的报人和作家。

　　1928年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发生后，张恨水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行义愤填膺，他在自己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撰写了《耻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学越王呢？学大王呢？》等一系列杂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与声讨，并断言：“世界上的强国无论是谁，他都不能并吞中国，中国决不会亡。”这表现了张恨水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沦于日寇之手；1932年，日寇又挑起一·二八事变。面对日寇的侵略罪行，张恨水“于心焚如火”，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他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作为一介书生，他以自己手中的笔在短短两个月内创作了大量鼓舞抗日的小说、电影剧本、笔记(通讯)、诗词等，并将这些作品汇编成集，用“弯弓射日”之意，取名《弯弓集》，自费出版。在自序中他宣称，“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以小说“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在《弯弓集》中，张恨水高声疾呼：“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来裹创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此后，他还发表了大量“国难小说”，如《满城风雨》《天明寨》《风雪之夜》等。

　　对于张恨水抗战文学的创作，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声认为：论张恨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他是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创者，并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至今仍属经典的社会言情小说；二是他是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家意识”最为鲜明的作家之一。

　　张恨水的抗战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总字数达800万字，不仅涵盖了自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14年，还延伸到之后若干年，总计将近20年。而在重庆的8年，是其创作抗战作品最集中阶段，这些作品有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10篇，另有大量的抗战散文(杂文)、诗词、时评等，创造了国人抗战文学的创作纪录。

　　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会长谢家顺教授对记者表示，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创作，突出体现了几个亮点：

　　第一，增写《太平花》，是抗战小说较早的创作者。1931年，东三省沦陷。为表达内心激愤，张恨水立即给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日内容。这是张恨水第一部带有抗日色彩的作品，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抗战小说较早的创作者。

　　第二，自费出版《弯弓集》。抗战文学作品集《弯弓集》出版于1932年3月，包括小说《九月十八》《一月廿八日》《仇敌夫妻》，剧本《热血之花》，笔记《无名英雄传》……这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赞歌，表现了张恨水身为一位文人的正义感及敏锐的时代意识。

　　第三，创作正面表现抗战的小说。在张恨水30余部抗战小说中，正面表现抗战的有《大江东去》《巷战之夜》《虎贲万岁》《水浒新传》等。《大江东去》1940年在《国民日报》连载，后结集出版时，作者特意增加了南京大屠杀、中华门保卫战等内容，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

　　陈三立：晚惊正气殉严城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常常到一位居住在北平的病中老者家中“拜访”，希望老人出来担任伪职，老人坚决拒绝并闭门谢客。1937年9月，老人激愤交加，开始绝食并且拒绝服药。

陈三立(资料图)

　　老人就是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的陈三立(1853—1937)，号散原，出生于江西义宁(今修水县)，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维新变法时期，陈三立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因早年曾加入维新团体“强学会”，深受进步思想洗礼，也由于其变法倾向，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当时住在庐山牯岭，忧国忧民，日夜不安，在邮局专门订了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读后总是发出长长的叹息，以至于一天夜里梦中突然高呼“杀日本人”，全家为之惊醒。

　　郑孝胥和陈三立是多年的诗友，但郑出任了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成为令人唾弃的汉奸，陈三立愤而与之绝交，不仅删去了郑孝胥为自己《散原精舍诗》作的序，而且痛骂郑孝胥“背叛中华，自图功利”。

　　1933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儿子陈寅恪把他接到北平养老。1937年，北平沦陷不久，有一个来客，鬼鬼祟祟进了院门，对陈三立说“中日合作”“请耆宿出山”之类的话。陈三立一听，气味不对，他大喝一声：“滚出去！”于是，佣人抄起拖把、笤帚将来人赶走。

　　国仇家恨，令陈三立忧愤不已，终致卧病。老人卧病之后，几个投靠了日寇的汉奸政客，因陈三立是诗坛盟主，享有盛誉，纷纷来游说，闹得他日日不得安宁。为表志向，他决定慷慨赴死，从此，他再也不肯服药，拒绝进食。

　　1937年9月14日，陈三立在悲愤中离世。

　　1938年3月5日，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新民族》杂志上发表《民族的正气》一文，写道：“中国近代最伟大的诗人陈散原(三立)先生殉国了。”在文章的结尾，他感叹：“……老诗人五天不吃五夜不睡，绝粒而死！这是何等的英烈！这种‘不为不义屈’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正气！这种‘从容就义’的精神，比‘慷慨赴难’的行为，有过之无不及！他这一死，应当感动全国的青年、壮年和老年！”

　　柳亚子《赠陈寅恪先生伉俪》有“少愧猖狂薄老成，晚惊正气殉严城”句，回顾了陈三立的一生，对他的殉国以“正气”二字褒之。

　　吴承学教授在《诗人的宿命》一文中说道：“诗人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诗人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必须有所担当，有所牺牲。”

　　陈寅恪：故丘归死不夷犹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安葬绝食殉国的父亲陈三立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为中国保留文化火种。

陈寅恪(资料图)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陈寅恪走出书斋，与北平学术界同仁一道，倾力为全民抗战呐喊主张。他联合吴宓、俞平伯等学者，公开致电，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表达绝不妥协之信念。这是一篇曾不为后世研究者所知的陈氏“佚文”，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电文中质问：“……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

　　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即仓促筹划，宣布迁都洛阳，一时人心惶惶，“中国速亡论”的悲观论调也不绝于耳。陈寅恪等人的这番通电，正是对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的直接痛斥。

　　1937年，陈寅恪脱离日寇控制的北平南渡，于11月27日迁抵长沙，1938年元月辗转抵达桂林，再经过香港转滇。抵香港时，夫人唐筼女士心脏病发，未能痊愈，家眷只能留港，陈寅恪独自前往云南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任教。

　　烽火连天的岁月，他展现出文化大家的自觉，除通过学术研究、授课维护中华文化尊严外，还参与《东北史纲》编写，用历史研究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并撰写文章倡导对日经济封锁政策，呼吁全民抗战。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1940年暑假后，由于夫人唐筼仍卧病香港，陈寅恪再至香港，待机赴英，但没有成行，遂就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1942年春，日本方面派人劝降陈寅恪。起初是日伪组织派出的学生，随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派人来陈家劝降，许诺他只要肯去广州、上海、南京等日占区大学任教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寅恪称病拒客，日伪组织持续上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暗示如果陈寅恪拒不服从，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来，就连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兼朋友钱稻孙也专程从北平南下，高薪诱惑陈寅恪为日伪政权服务，但陈寅恪呛了他一鼻子灰，令其尴尬不已。

　　陈寅恪永远记得，父亲是在日军兵临城下时绝食而去的，他绝不敢忘一家之仇、一国之恨。身世浮萍，山河破败，陈寅恪自愧是抱病书生，无法像岳飞、辛弃疾那样上阵杀敌，但他坚持名节，宁死不做日本人的鹰犬。他拒绝了汪精卫、钱稻孙，又拒绝了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就算弟弟染病、自身有恙，他也不收日伪一分一毫的贿赂。

　　1942年5月5日，香港上空风雨交加，乔装打扮的陈寅恪躲过日军监视，在夜幕下混进了一艘运粮的小商船，目的地广州湾。在船上，陈寅恪写诗叹道：“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6月18日，陈寅恪至广西桂林，“已两月未脱鞋睡觉”。1943年冬，他终于抵达成都，任教于成都燕大。

　　在成都燕大，陈寅恪讲授“唐史”“元白刘诗”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听讲的除了学生，还有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他有11篇重要的论文，都是在成都所作。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陈寅恪都滞留在中国西南研学。因辗转于华北、岭南、西南等地，做学问用眼过度，国事家事忧心操劳，终致眼疾加重，无法复明。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