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激活发展全局的战略支点。破除高质量发展障碍，通过系统集成牵引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需要从四个维度着力。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破除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着眼于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战略部署，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使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经济体制改革是破除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突破口。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市场体系不完善、要素流动面临壁垒、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体制机制障碍，为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释放空间。

　　经济体制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的牛鼻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突破。只有紧紧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才能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内需增长动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经济体制改革是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全局的“总开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对上层建筑提出新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要求优化国资监管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完善涉外法律体系……这些都需要各领域改革协同配套、一体推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核心，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当前，经济循环中之所以存在一些堵点、断点，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配置的扭曲与低效。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能否实现自由流动、公平竞争、高效配置，直接关系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程度。

　　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随着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亟待转变。建立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的机制，有利于将稀缺资源引导至效率最高的领域。当前，数据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持续上升，充分证明了其倍增效应，而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同样能加速创新转化，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利于激发微观经营主体活力。要素获取的难易与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生存发展。改革致力于破除行政垄断、地域分割，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的权利。有效打破“玻璃门”“旋转门”，让微观经营主体在公平环境中茁壮成长，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汇聚动能。

　　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针对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顽疾，建立统一的要素交易平台和规则标准，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奠定坚实基础，进而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以协同高效为目标，牵引各领域改革同向同行

　　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密切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能够对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产生深刻牵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影响超越经济领域。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必然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削减行政审批、推行负面清单等举措，不仅调整经济规则，还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推动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型。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促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从而更好地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

　　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体制改革在激发全社会创造力的同时，也可能面临收入分配、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必须通过推动社会领域改革予以化解。比如，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改革，要求健全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产业升级带来的劳动力流动，要求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推动社会领域改革既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托底，又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生态文明体制从“软约束”向“硬制度”转变。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相继落地，碳排放权等市场交易机制不断完善，绿色税收体系持续健全。这些制度创新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核心竞争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塑造新发展优势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单纯依靠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开放不足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与潜在的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站在全局高度，将对外开放推向更高层次，不仅要融入全球经济，更要主动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构建，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赢得竞争主动。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传统的开放模式侧重于降低关税壁垒、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在过去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当前全球经贸谈判和竞争的前沿已转向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规则。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就是要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例如，2021年我国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进行相关立法后，2024年又出台了适用于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完善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等等。这些改革举措能够有效破除制约生产要素内外联通的各种制度障碍，使国内国际市场规则更加衔接、环境更加相容，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制度型开放是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有利于倒逼国内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主动对接高标准的国际规则，相当于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设定了更高的外部参照系和紧迫的时间表。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实行更严格的保护，在政府采购中贯彻更透明的原则，在环境标准上采用更严格的规范，就能牵引国内相关的法律体系、监管模式、产业政策乃至政府行为方式进行系统性、法治化改革。这个过程虽然充满挑战，但能有效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出更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通过规则、标准、管理体系的国际化对接，有利于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制度性兼容。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比如，通过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等制度，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为国家安全建立起牢固的“防火墙”。一个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开放体系，能向全球市场传递中国开放的决心和稳定性，吸引看重长期制度环境而非短期政策优惠的高质量外资，优化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伙伴结构和产业生态，确保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外部冲击，将发展的主动权和安全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潘丽文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