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热议：申请变更姓名，凭啥要“精神证明”？

　　第一次听说改名还需要出具精神鉴定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据《四川日报》报道，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一位叫“丽春”的成年女性，因长期厌恶本名带来的心理困扰，先后4次前往派出所、2次提交正式申请要求变更姓名，均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名字无歧义”为由驳回。事件最新进展是，警方居然要求申请人补充提交医院开具的“精神证明”，以证实原名对其造成了精神伤害，方会考虑批准其申请。

　　一纸“精神证明”，照出了基层执法的尴尬与荒诞。

　　“丽春”这个名字，在旁人眼中或许并无不妥，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成了长期的心理负担。每个人都有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需求，姓名作为个人身份的核心标识，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姓名成为心理负担时，法律本应提供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规定写明：“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这本是公民姓名权的法律保障，为何到了基层执法环节，却变成了一纸空文？

　　问题的症结在于四川省那份2018年出台的《全省公安机关户政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其中“成年人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姓名”的规定，俨然成了不可逾越的铁律。当基层执法人员手握这份“红头文件”，便对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视而不见，这种“文件大于法律”的思维定式，值得警惕。

　　“红头文件”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民法典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法律效力远高于地方公安机关制定的工作规程。当两者出现冲突时，理应优先适用民法典。

　　遗憾的是，在“丽春”改名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本末倒置。基层执法人员对民法典的规定置若罔闻，却将内部规程奉为圭臬，这种执法思维不仅违背法治精神，更直接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要求出具“精神证明”的做法，更是将这种荒诞推向了极致。公民行使法定权利，何以需要自证“精神伤害”？这无异于要求一个人证明自己是自己，本质上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二次伤害。

　　那么，如何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管理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其实，四川乐山警方对于市民“旺财”改名申请的处理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按照规定，申请人没有背负刑事案件、征信没问题等，就可以改。”这种基于合理审查的放行，既尊重了公民权利，也未放松管理要求。

　　相比之下，“丽春”遭遇的“一律不准”加“精神证明”的双重门槛，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管理的范畴，变成了机械执法的典型。

　　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更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发现内部规定与国家法律不一致时，应当主动启动修改程序，而不是要求公民去适应过时的规定。

　　值得肯定的是，广元市有关部门已着手调整修订工作规程，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更应反思的是：为何要等到问题曝光后才有所行动？类似的“休眠条款”还有多少？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只有当纸面上的法律转化为执法者的自觉行动，公民的权利才能真正从抽象变为现实。希望“丽春”们不再需要为改名而奔波，更不需要用一纸“精神证明”来换取本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不仅是“丽春”一个人的诉求，更是法治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承诺。

　　（谢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