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饶开东

入冬已有好些时日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暖阳？

早起，淡金色的霞光薄薄敷在柚子树上，在灰白的地面拉出疏长的影子。我拿着剪刀站在树下，修剪那些多余的枝桠。咔嚓几声，几丛旁枝落下，赫然露出一个鸟窝。一对白头翁扑棱着飞出来，掠过明净的天际，瞬间不见踪影。

我心头一震，再也不忍心下手。眼前这个静默的鸟窝，蓦地打开我的记忆阀门，一些影像如同浸入显影液的底片，清晰地浮现出来：老家堂屋那个燕子窝，大门上方那个一米来高的“大门洞”，还有父亲执拗一生而我并不全懂的印痕。

再有几天，就是父亲的百岁寿辰。他离开我们，已经……太久了。

父亲是遗腹子，祖母身下的独苗苗。那些年，村里老人常笑他，十岁了，还歪在祖母怀里找奶吃。

孤儿寡母，在旧时的乡村似乎带着“原孽”。祖母宠他，即便家道艰难，依然从牙缝中抠出几亩薄田。仿佛多一张地契，就能为他遮住风，挡住雨，抵住所有外来的轻视。

慈母败儿吗？并不尽然。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正如他说过，“我是石头缝里钻出来的刺疤条，只有捏紧拳头，才有一条活路。”走集体时，他一天能挣到十二个工分。每每收工的哨声响起，别人蹲在田间地头咵白儿，而他小跑着回家，赶制一只只樟木箱子。八个孩子八张嘴，吃穿用度是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容不得片刻松懈。

昏黄的油灯，夜里的一缕微光。斧凿“梆梆”，刨花“沙沙”，樟木的香气愈发浓郁，几乎成为一种麻醉剂。箱体是否平滑，他不仅用眼晴打量，还用粗粝的手掌反复拂试，仿佛在抚摸着一片玉石。那些年，我们姊妹几个轮流为他掌灯。有一回，我困得摇头晃脑，手里的油灯“哐当”着地，腾起一片火光。他抄起斧柄打来，骂声劈头盖脸：“长大了，能搞到饭吃，老子挖眼子给你看。”

这话粗野得有些扎心，却是他心中的惟一信条——活着，先要“搞到饭吃”。

最为艰辛的，莫过于夜行六十里赶往九江码头。每次都是傍晚收工后，他胡乱扒几口饭菜，挑起上百斤担子出门。山路崎岖，只有星月伴着他前行。他必须赶到最后一班船，挤在人群里，把箱子卖给识货的上海人。换来的钱，他并不全带回家，而是转身去夜市换成米面油，有时还有几个苹果，那酸甜酸甜的味道，如今再好的果子也尝不到。

有一次，他竟然买回几斤墨鱼。母亲放在打谷场上晾晒，浓烈的海腥气引来全村人张望和议论。很快，父亲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以“小资尾巴”的名义送进公社“学习班”。半月后回来，眼窝深陷，颧骨像山石般凸起。母亲在灶间抹泪，劝他不要再做。他就着灶火点燃旱烟，声音沙哑：“错，我认。但，还是要做。不然，一家人吃什么？”“学习班”究竟啥样，他至死未曾吐露半句。只记得他病重时，我为他搽药，借着“大门洞”漏下的天光，看见古铜色的后背上交错着几道长长的疤痕……

他给自己留的这道门，叫“活着就好”。门里门外，都是一大家人的依靠。

父亲的脾气，像六月里的天气，阴晴不定，时有雷暴。他的打骂，是我们姊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的育儿经好像简单到只有一种：用疼痛长记性。

“双抢”时节，烈日像火一样燃烧。我借口复习功课，不肯下田。一次，二姐回家取水，见我趴在桌上酣睡，便向父亲“告密”。他赤着脚从水田冲回来，一把端起装满书本的抽屉，就要塞进灶膛。母亲疯了一样扑上，用身体死死护住，声音颤抖：“不能烧，不能烧，再有一年他就高考了！”并用手指向大门，示意我快跑。

父亲又下田去了，母亲在后山找到我，低声说：“他就是一头牛，莫跟他一样……”

那年，三姐经人说媒，订下一门亲事。时间不长，她死活要求退亲。这在当时，极其丢脸。父亲勃然大怒，关起堂屋大门施以“家法”：拨火棍的闷响与震耳吼声交织着。母亲和小妹在门外哭喊着拍门，他充耳不闻。那根结实的拨火棍，竟被硬生生打断。可，三姐宁死不从，那门亲事最终还是退了。

后来，我考上大学。开学前一天，父亲刨木料的声音，响得比平时更久。直到次日天亮时，我看见一只樟木箱子放在床边。里面叠着崭新的衣物，箱底还有一小卷油纸包裹的东西。早餐后，他把箱子扛上肩，送到村口，重复着一句话：“钱是人搞的，也是人用的。该花就花，莫太省！” 然后转身，微驼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走回那个留有“门洞”的堂屋。

他给我们姊妹留的门，叫“出路”。这道门，看似荆棘密布，却也通向光明。

此刻，站在异乡的暖阳下，我看着柚子树上的鸟窝，记忆抵达深处——关于老家那个“空洞”的真相。

曾几何时，堂屋大门正上方，空着一米来高的“洞”，像一张旧照片被火焰灼出的缺口，任由天光、骤雨、寒风自由来去。我们姊妹几个从小为此难堪，因为别人家的墙严严实实，唯独我们家不同，显得有些寒酸。尤其冬天，北风呼啸灌入，围坐在火盆边，烟气是少点，可那点热气也存不住。哥哥、姐姐们，甚至三位舅舅都曾劝过父亲：“砌上吧，几块砖的事。”可他总说，“这样挺好，又透光，又透气。”

是懒吗？分明不是。还记得，老屋的墙基历经风雨，山墙裂开几道弧线，看上去摇摇欲坠。那时，父亲一有空闲就去河滩、山脚捡石头，一篼篼挑回家。然后，清除墙角下的土砖，将大小不一的石头严丝合缝地垒进去。那活计做得极慢，极稳，伴随着沉重喘息和铁锤的钝响。令人惊奇的是，他砌出的石头墙基平整牢固、层次分明，竟比泥瓦匠垒砌得还扎实。

我们姊妹几个很疑惑，这么难的事都能做，为什么不补上那个巨大的“空洞”？

这一刻，我似有所悟，那是父亲留给燕子的一道“门”。

那些年，春分前后，燕子总会准时飞来。它们叽叽喳喳，轻盈地穿过那个空洞，房梁上顿时热闹起来，衔泥、筑巢、孵卵，啁啾之声不绝于耳。那是父亲脾气最好的时候。他在堂屋刨着木头，燕子就在头顶盘旋。我们若在这时犯错，他也不打不骂，最多皱眉嘟囔几句。有时，他还会停下手里的活计，仰起头，看着窝里探出头来的小燕子，看着老燕子一次次飞回喂食，那张常年紧绷、如石刻般的脸上，竟会漾开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