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寒意还缠在窗棂上，我就蜷在那把磨得发亮的老旧藤椅里，一遍遍掰着枯瘦的指头数——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指尖摩挲着膝头那个褪色的蓝布包裹，布纹都磨得起了毛，里面裹着个牛皮纸账本，纸页脆得像枯叶，稍一用力就怕碎了，却被我贴身带了整整六十个春秋。窗外的阳光透过蒙着薄尘的玻璃，在账本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我在这起伏的半生里，始终悬在心头的那笔债。我暗下决心，这一次就算爬，也要回一趟老家，向乡亲们把这笔旧债还了。

打小我就泡在穷日子里。土坯房的屋顶漏雨，雨天盆罐摆得像阵仗，接的雨水带着泥星子；冬天没有棉衣，裹着打了数不清补丁的单衣，冻得浑身直打颤，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握笔就钻心疼。父亲在我十岁那年走了，黄土埋了他的身影，也埋了全家依靠的指望。母亲拖着我和几亩薄田，硬生生撑起一片天，日子紧得像根绷到极致的弓弦，稍一碰就会断裂。

性子生来倔强的我，自小就认准个理——读书，是唯一能改变穷境的路。于是拼了命地学，煤油灯熬干了一盏又一盏，灯芯烧出一条黑黑的焦灰，映着母亲缝补衣裳的身影；手指冻得开裂，渗出血珠，就往嘴里呵口热气搓搓，接着在纸上演算。1965年秋，十六岁的我攥着省城粮食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手抖得像筛糠，眼泪唰地就涌了上来。可欢喜没撑过一杯茶的功夫，就被愁云死死裹住——注册费加四年伙食费，足足近四百块钱，对我这个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家里的米缸都见了底，哪有这笔钱？

母亲看了眼通知书，又看了眼我通红的眼眶，没说一句“难”，只是默默把那个洗得发白的空布包揣进怀里。连续三个晚上，晚饭后就揣着空包出门，踩着薄暮挨家挨户敲开村里每家的木门。我躲在母亲背后，听到她在各家各户的门口，压低着声音，一遍遍重复那句求人的话：“孩子考上省城中专学校了，家里实在拿不出入学费用，求求大伙帮衬一把，助孩子渡过这个坎。”

村里人本就不富裕，谁家的日子都攥得很紧。可听了母亲的话，有的人家二话不说，掏出兜里仅有的几块钱，褶皱里还带着体温；有的人家转身进屋，端出半袋舍不得吃的粮食，塞到母亲手里：“拿去镇上换点钱，给娃凑学费吧！”；还有村口的张老爹，颤巍巍地从枕下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攒了许久的毛票，一张张铺开，叠得整整齐齐，一共是一块二，全都塞到母亲手中。

几乎所有给钱给物的人都劝母亲：“乡里乡亲的，谁没个难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这点钱，不用还。”可母亲每次都弓着腰，连连摆手，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这年头谁家都不容易，这钱是大伙的血汗钱，将来我一定还，一分都不会少。”

三天后的深夜，母亲踏着月光回来，进门就从布包里掏出一大沓皱巴巴的钱，哗啦一声倒在饭桌上。那些钱有零有整，有些带着泥土的腥气，有些带着粮食的芳香，但都号着乡亲们手心的温暖。母亲的眼圈红得像浸了水的樱桃，却逼着自己挤出微笑，拍了拍我的肩膀：“再数数，好像是356块，省着些用，够你读四年书了。”

她从抽屉里翻出个小本子，笔尖蘸了墨，让我一笔一划地记。刘婶6角，是给娃买糖的钱；张爹1.2块，是他积存了三年的添寿钱；张家5块，是卖了一筐鸡蛋凑的；李家12块7角，是刚卖30窝竹子得的钱；村小学王老师20块，是自己省吃俭用抠下来的工资……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连毛票都没落下。最后，母亲握着笔，在账本末尾画了个小小的圈，一字一句地说：“这不是普通的债，是良心债，以后无论如何全都要还上。”

带着这笔浸满温情的钱，还有母亲沉甸甸的嘱托，我踏上去省城的路。四年里，我把“省”字刻进了骨子里。白米稀饭＋点咸菜，是每天的常态；衣服穿到磨破了好几个洞，缝补后接着穿；四年间，我没用过一次牙膏，牙齿黄得发亮，没有买过一块肥皂，洗衣用的是食堂草木灰过滤的碱水。终于遨到1969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离省城最远的某县粮食局下属一个粮所，捧上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我攥着钱，眼泪掉在了粮票上——终于，能挣钱还债了。

可日子总推着人往前跑，由不得自己。上班、结婚、生子，母亲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我只能把她接到身边照顾，家里的开销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还债的事，不得不暂时搁在心底，一搁，就是三十年过去。

在粮所的三十年，我把青春都耗在了三尺柜台和阴冷的粮库里。看着粮食价格涨了又跌，跌了又涨；看着来买粮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从扛着布袋的年轻人，变成拄着拐杖的老人。本以为能在粮所安稳干到退休，了此残生，可1999年粮食系统改革，粮所撤消了，我被分流到了机械厂。陌生的机器轰鸣声震得耳膜疼，繁重的体力活压得我直不起腰，可想到家里的开销，我咬着牙扛了下来。

没想到，2004年机械厂由国有改成了民营企业所有制，我从“正式工”变成了民营合同制工人，工资和福利少了好多。这一年，我55岁，到了该退休的年纪，每月退休金不足3000元。后来经过二十年来的多次上调，直到今年七月，才勉强涨到3850元。老伴身体不好，早就提前内退了，每月退休金也才2000多一点。儿子儿媳没固定工作，四处打零工，一天不干活就少一天的收入，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连逢年过节多买斤肉都要掂量半天。

为了生计，我很少敢想老家的事，更不敢提还债的事——我拿不出钱，拿什么还？可那本账本，我始终带在身边，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翻翻。纸页上的字迹被岁月浸得越来越模糊，我心里的愧疚，却像生了根的草，越长越旺。十二年前母亲走的那天，拉着我的手，气息微弱却清晰：“娃，村里人的情，别忘了……”我拼命点头，泪水掉在账本上，晕开了小小的墨迹，像一个个愧疚的印记。

今年，我已经七十七岁了，腰疼得经常直不起，耳朵也有些聋了，腿脚更是不大利索。夜里躺在床上，一闭眼就想起母亲当年挨家挨户借钱的身影和神情，想起村里人带着暖意的微笑，想起他们塞钱时粗糙的手掌，想起他们说“不用还”时真诚的眼神。

想起这些，我更加意识到，若再不去还这笔债，万一哪天自己闭上了双眼，带着这笔人情债去阴间，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母亲，怎么对得起当年帮衬我的乡亲们？我又翻出账本，戴上老花镜，借着台灯的光，再一次一笔一划细算了一遍——356元，一分不差。我托银行工作的朋友打听，按照国家统计局“平均工资比例法”测算，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约是1965年的191.7倍。这么一算，母亲当年借的356元，放到现在，约相当于68245元。

这个数字，把我和老伴都吓了一跳。我们攒了一辈子的钱，大多都花在了儿子儿媳和孙子身上，供孙子读书，给儿子买房付首付，手里剩下的，寥寥无几。我咬了咬牙，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存单都翻了出来，凑在一起，离68245元还差一截。我硬着头皮跟儿子商量，让他去打工的单位赊一万块。儿子起初不乐意，皱着眉说：“爸，都过去六十多年了，乡亲们说不定早就忘了这事，没必要这么较真。”我板起脸，声音都发颤了：“他们也许能忘，但我们不能！”儿子看着我通红的眼睛，终究还是点了头。

钱凑齐的那天，我把68245块钱铺在桌上，戴上老花镜，按照账本上各家当年援助的数额，逐一换算成现在的比值。刘婶当年的6角，换算后是115元；王老师当年的20块，换算后是3834元……每一笔都算得仔仔细细，然后把钱分成一小沓一小沓，用红绳捆好，在每沓钱上都写上对应的名字。做完这一切，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那个蓝布包裹里，连同账本一起。

做完这一切，我瘫坐在藤椅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疲惫，手心脚心全是汗，连手指都在微微发抖。可心里却甜滋滋的，像含了块糖，压在心头几十年的石头，终于要落地了。那石头太重了，压得我喘了一辈子气，如今总算能松口气了。

还有二十多天就要回老家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6万多块钱，还的只是当年那笔钱的“数字债”，却永远还不清那份沉甸甸的“人情债”。当年，乡亲们给的不仅仅是血汗钱，更是在我走投无路时，拉了我一把的希望，是让我能挺直腰杆读书的力量。这份深情厚意，无价、也无期，我这辈子，是还不清的。但不管如何，做完准备的这一切，我仿佛已经踏上了老家的土路，闻到了泥土的芬芳；仿佛看到了乡亲们脸上的笑容，依旧像当年那样温暖；仿佛看到了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笑着朝我招手，当年带着这份牵挂到九泉之下的她，如今终于能欣慰地放下了心。

（作者：韦绍行  2026年1月上旬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