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作为中华文脉中承载史事、褒扬贤达的古典文体，历来以“体物写志、征实考信”为要旨。当代著名辞赋家任美霖老师深耕巴蜀文脉、专注地域历史人物发掘，其创作的《董修武赋》 ，以辛亥革命先驱董修武的生平功业为叙事核心，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融骈文之韵律、史传之严谨、抒情之真挚于一体，既让这位被历史烟尘遮蔽的四川巴中籍革命志士重回公众视野，更实现了“史事纪实、文学写意、精神传承”的三重统一。

任美霖老师作为四川平昌人，身兼洛阳辞赋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青年诗赋家协会主席、并受聘国内多家文学相关组织顾问等职，其赋作素来以“史证为骨、文心为肉”著称，秉持“行文必征实、表意必循典”的创作准则，先后推出《句扶赋》《李贤赋》《严武赋》《刘伯坚赋》等多部地域历史人物赋作，皆以史料扎实、文韵醇厚成为当代辞赋典范。而《董修武赋》同为其地域历史人物系列的重要篇章之一，既延续了他“循韵律之规、融文史之精”的创作风格，更以川籍赋家书写川籍先烈的情怀共鸣，系统梳理了董修武从东瀛求学、投身革命到以身殉道的三十六年人生轨迹，凭借精准的史事考证、精妙的文学表达、精深的精神诠释，成为当代辞赋创作中“文史互证”的典范。

董修武（1879—1915），四川巴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其一生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组织的核心骨干；受孙中山之命回川主持同盟会工作，为四川单立奠定基础；出任四川军政府总政处总理，以卓越才干整顿财政、促成成渝统一；最终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惨遭杀害，用生命践行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誓言。这些历史事迹散见于《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省情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网》等权威史料，但长期缺乏系统的文学化呈现。任美霖老师生于巴蜀、长于巴蜀，深知乡贤事迹的传承价值，遂以赋体为载体填补这一空白，既做到了“无一事无出处，无一语无依据”，又赋予历史人物鲜活的文学生命力。本文将以《董修武赋》文本为核心，结合相关史料文献与赋者的创作理念，系统考辨赋中所载董修武的历史事迹，深入剖析赋作的文学价值与史学意义，以期彰显革命先烈的精神遗产与古典文体的当代生命力。

一、《董修武赋》中的历史事迹考辨——以史料互证为核心

赋作的显著特质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绝对尊重，无虚构夸张之辞，无穿凿附会之笔，这与赋者“博览群书、深究文字”的创作原则高度契合。赋作以时间为轴线，从董修武早年求学、投身革命、回川主事、财政革新、促成统一到殉道牺牲，完整再现了其革命生涯，每一处叙事皆有权威史料佐证，形成“赋文叙事—史料印证—价值阐释”的三重闭环。

（一）早年求学与革命初心的萌发（1879—1904）

赋作开篇即云：“巴中毓秀，乃降英麟。董公修武，幼秉贞淳。目击时艰，痛冠裳之恶恶；心忧社稷，感家国之恂恂。”这一开篇精准概括了董修武早年的成长背景与理想追求，既延续了赋者为赋“开篇定调、融景入史”的特色，又与史料记载形成严丝合缝的互证。据《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网》明确记载，董修武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祖籍四川巴中，祖父董毓清佃耕和打铁帮工为业，父亲董必禄经营百货店，家境虽不富裕却极重教育。赋中“幼秉贞淳”对应的是其少年时期的勤勉向学——1895年，十六岁的董修武考中秀才，成为当地青年才俊，这一经历在《巴中市志·人物传》中亦有佐证：“修武少聪慧，十六岁入县学，博览经史，尤留心时务。”

赋中“目击时艰，痛冠裳之恶恶”则暗合了董修武青年时期的时代境遇。19世纪末的中国，甲午战争惨败、列强瓜分狂潮接踵而至，清廷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董修武虽身处川北腹地，却通过经史典籍与有限的报刊了解到国家危局，“惎建虏之贪暴蹙国，夙有革命之志”（《董修武与四川辛亥革命》，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1902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创办成都东文学堂，专为选派官费留日学生做准备，董修武由巴中县保举应考，因成绩优异被录取。这一时期的董修武深受维新思想与革命书刊影响，与刘季刚、张俊生等同学秘密组织进步小团体，“结纳皆一时俊异之选，暗传《革命军》《猛回头》等书刊，私议朝政得失”（百科“董修武”词条），赋中“心忧社稷，感家国之恂恂”正是对其初心萌发的文学写照，尽显赋者“以文释史、以情传志”的笔法特点。

1904年，董修武获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后转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赋中“遂乎负笈东瀛，求匡时之上策；结交志士，启觉醒之新春。”的描述，精准还原了其留学初衷。据《四川辛亥革命史稿》考证，董修武留学期间并非单纯研习书本知识，而是“密切关注国内革命形势，主动结交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志士”，为日后投身同盟会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修武积累了政治经济领域的专业素养，更让他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完成了从“维新改良”到“民主革命”的思想转变，这一点在赋中“是以铁肩担道，誓止胡狺。”的句子中得到了深刻体现——“胡狺”以隐喻手法直指清廷专制统治，与董修武此时的思想觉醒形成精准呼应，亦可见赋者用典“典出有故、用之有物”的创作功力。

（二）东京革命活动与同盟会核心作用（1905—1910）

1905年是董修武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赋作浓墨重彩描绘的篇章。赋中写道：“少怀伟愿，性道长虹；早慕逸仙，心倾豪迈。于是同盟会里，誓词激越，如金石铿锵；《民报》篇中，椽笔纵横，挟银涛澎湃。”这几句高度凝练了董修武在同盟会成立初期的关键作用，每一处细节皆有史料支撑，延续了赋者“时空交织、详略得当”的叙事结构。

据《中国同盟会史》记载，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筹备创建革命统一组织，董修武经同乡介绍首次与孙中山会面，“彼此相谈甚为融洽，修武深服孙公之革命主张，孙公亦赞其才识过人”，随后积极参与同盟会的组建工作。同年8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在东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董修武与熊克武、吴玉章等四川籍留日学生一同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参与同盟会重大决策，负责联络四川籍留日学生，会中同志咸称修武为‘川中柱石’”（《四川省情网·历史名人》），这一史实与赋中“同盟会里，誓词激越，如金石铿锵”的场景描述形成互证，印证了董修武在同盟会中的重要地位。

赋中“《民报》篇中，椽笔纵横，挟银涛澎湃”一句，特指董修武参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与运营事宜。据《〈民报〉编纂始末考》记载，《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核心宣传阵地，旨在“阐扬民主革命纲领，驳斥保皇谬论”，董修武不仅参与筹集款项、购买印刷机等具体事务，还以“蜀南布衣”为笔名撰写文章，《论专制政体之弊》《共和政体与中国前途》等篇目，“文辞犀利，论据扎实，风靡留日学界”。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董修武并未停止革命活动，而是“专于治学，深究欧美制度”（《董修武年谱》），在中央大学系统研习政治经济学，为日后回国主持政务积累专业知识，赋中“燃自由之野火，惊世故园；播革命之真诠，振聋发聩。”正是对其宣传工作与治学积累的双重写照，笔法雄浑有力，尽显赋者“诗效李杜、赋追班张”的艺术造诣。

此外，赋中“至于斥保皇之谬论，如裂帛惊雷，唤同族之起身，若歇斯震骇。”的描述，对应了董修武在革命思想论战中的重要作用。1905年至1907年间，同盟会与保皇派围绕“革命与改良”展开激烈论战，董修武多次在东京留日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之虚妄，阐明革命乃救亡图存唯一出路”（《四川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其演说“声情并茂，闻者动容”，极大地争取了中坚力量，这一史实与赋作的文学渲染高度契合，展现了董修武作为革命宣传家的卓越才能，也体现了赋者“文史互证、虚实相生”的创作智慧。

（三）回川主事与四川辛亥革命的推进（1911—1912）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四川同盟会组织遭受重创，黄方等“六君子”被捕，会员星散，革命工作陷入停滞。在此危急时刻，董修武受孙中山之命回国主持同盟会四川支部工作，这一历史转折在赋作中被描绘为：“洎乎首义武昌，雷霆震革。举国风从，川江浪激。于是星夜旋归，总戎桑域。”据《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网》记载，董修武于1911年夏由京返川，“以四川法政学堂绅班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联络分散的同盟会员，重组四川支部”，赋作中的“星夜旋归”凸显了其使命的紧迫性，“总戎桑域”则以典雅措辞概括了其主持四川革命工作的核心职责，语言凝练精准，符合赋者“铺采摛文、体物浏亮”的赋作要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革命党人迅速响应，赋中“举国风从，川江浪激。”再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史料记载，武昌起义后，“在川同盟会员联络军学两界百余人秘密商议，推举董修武为召集人，筹划起义响应”（《成都辛亥革命史》），董修武随即成为成都地区革命起义的核心组织者。面对川督赵尔丰与立宪派签订《四川某条约》、企图控制政权的局面，董修武坚决反对妥协，“连日会议，商讨策略，一面联络新军将领，一面遣人赴渝请兵，谋即日推倒赵尔丰政权”（《吴玉章回忆录》），并亲赴内江与吴玉章会晤，共筹大计，决定“董回成都稳住局面，吴赴重庆统筹川东起义，南北呼应，共促四川单立”，这一战略部署在赋中“任总参之枢要，府署军中；运帷幄之玄机，锦官城侧。”得到了精准概括——“锦官城”代指成都，“总参之枢要”则点明了其战略谋划的核心角色，地理指代与史实描述的结合，尽显赋者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深刻把握。

赋中“废苛捐以苏民瘼，布新政而稳家邦。”的描述，对应了董修武在四川成立初期的施政举措。1911年11月27日，四川宣布单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但政权实则被立宪派与旧官僚掌控。董修武虽未居最高职位，却“以同盟会核心成员身份，力主废除清廷苛捐杂税，释放被捕革命党人与民众，安抚民心”（《四川军政府初期施政考》），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发挥了关键作用。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殿俊、朱庆澜仓皇出逃，局势陷入混乱。在此关键时刻，董修武挺身而出，与张澜、尹昌衡等召开紧急会议，“力主推举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迅速平定兵变，重组军政府”（《尹昌衡年谱》），赋中“整师旅而伐逆凶，固金瓯以御外敌。”正是对这一历史场景的文学再现——“逆凶”既指兵变作乱者，也暗指企图趁机夺权的旧势力，展现了董修武临危不乱的政治魄力，而这种刚健雄浑的意境营造，正是赋者其赋作“刚柔并济”的典型特征。

（四）财政革新与成渝统一的历史功绩（1912）

董修武在重组后的四川军政府中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司司长，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财政拮据，“库空如洗，军民乏食，纸币滥发，物价飞涨”（《四川财政史·民国卷》）。为解燃眉之急，董修武推行了一系列财政革新举措，赋中“废苛捐以苏民瘼，布新政而稳家邦。”“整师旅而伐逆凶，固金瓯以御外敌。”虽未直接详述财政措施，却以“苏民瘼”“稳家邦”点明了其改革的核心目标，而具体举措则在史料中有着明确记载，这种“以文概史、以史证文”的写法，与赋者在《廖纶赋》中“筑圩抗涝”“捐俸植桑”的叙事逻辑一脉相承。

据《四川军政府财政改革档案》记载，董修武的财政革新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统一货币发行，“制发统一军用纸币，由浚川源银行独家发行，规定一年后加息收回，严禁私人滥印”；其二，整顿税收制度，“废除清廷时期的厘金、杂捐等苛税，统一田赋征收标准，减轻农民负担”；其三，开源节流，“核查官产、追缴贪官污吏赃款，裁减冗余机构与人员，节省行政开支”。这些举措成效显著，“不及半年，四川财政渐趋稳定，物价回落，商旅复业，民众称便”（《四川省情网》），赋中“是以龙泉淬刃，欲斩牡荆之丛；夔鼓裂云，力摧帝制之厄。”以隐喻手法，将财政改革比作“斩除荆棘”，凸显了改革的艰巨性与成效性，与史料记载形成完美互证，而“龙泉”“夔鼓”等意象的运用，更彰显了赋者对典故的娴熟驾驭。

促成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是董修武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功绩。1911年11月22日，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四川出现了成渝分治的局面，“政令不一，财政割裂，滇军趁机入境滋事，局势岌岌可危”（《成渝统一史料汇编》）。董修武力主统一，“首倡成渝合并之议，谓‘川省分裂则弱，统一则强，分裂则乱，统一则安’”（《董修武文集》），赋中“固金瓯以御外敌”正是对其统一主张的深层诠释——“金瓯”喻指完整的四川政权，“外敌”既指外部势力，也包括内部分裂隐患。

史料记载，董修武的倡议得到了重庆蜀军政府的响应，“修武亲赴重庆谈判，与张培爵、杨庶堪等坦诚协商，敲定合并条款”（《张培爵年谱》）。1912年4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正式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董修武继续担任总政处总理，“统筹全省政务，为四川统一后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川辛亥革命史》）。赋中“虽千艰万险，矢志不渝；纵九死一生，正途怎逆？”既概括了合并谈判过程中的艰难险阻，也彰显了董修武以大局为重的革命胸襟，而这种情感的升华，正是赋者其赋作“以情贯史、以史铸魂”的核心追求。

（五）反对帝制与以身殉道的悲壮结局（1913—1915）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开始阴谋复辟帝制，四川成为其重点控制区域。赋中“奈何冠冕沐猴，阴霾蔽命。袁氏僭尊，神州堕阱。”精准概括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冠冕沐猴”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喻指袁世凯窃取高位、虚有其表，这一典故的运用既符合赋体文风，又精准传达了对独裁者的批判，尽显赋者“用典精准、意蕴深远”的创作特色。

面对袁世凯的心腹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打压革命党人的局面，董修武于1912年9月辞去军政府职务，“专主四川国民党党务”（《国民党四川支部史》），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出任国民党驻川负责人，积极发展党员、筹备省议会选举，赋中“至于孤忠贯日，拍案横眉；仗义执言，笔诛枭獍。”正是对其坚守革命立场的生动描绘——“枭獍”喻指忘恩负义的独裁者，暗指胡景伊、袁世凯之流。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举国哗然，董修武在成都主持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登坛演说，怒斥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的真面目，以自己的衣冠装饰宋教仁遗像，激励民众觉醒”（《成都日报·百年辛亥》），赋中“监仓作阵，檄文化剑飞霜；镣铐为弦，慷慨成歌荡磬。”虽未直接描述追悼会，却以“檄文化剑”暗指其声讨独裁的言论，与史实形成呼应。由于国民党在四川省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董修武成为胡景伊的“心腹之患”，遭到严密监视与迫害，赋中“身临狴犴，丹忱映日而愈明；虽将夭折事功，浩气凌霄而不更。”预示了其后续的遭遇。

1913年8月，董修武察觉处境险恶，欲经上海赴日本面见孙中山，却在川北太和镇被胡景伊派兵逮捕，“罗织‘滥发军用纸币’的罪名，欲置之死地”（《董修武冤案档案》）。遭诬陷而入狱，无实证以加罪，由于“民党纷纷抗议，各界人士通电营救，胡景伊迫于压力，未敢立即加害”（《四川文史资料选辑》），董修武被监禁百余天后获释，但革命活动已难以开展，只能转而从事实业，先后与周道刚、林冰骨等“创办同益曹达公司、聚昌印刷公司，以实业为掩护，继续秘密联络革命同志”（巴中市史志网），赋中“虽千艰万险，矢志不渝；纵九死一生，正途怎逆？”正是对其不屈意志的赞颂。

1915年，袁世凯加快复辟帝制步伐，派心腹陈宦任四川巡按使，率军入川，“密令陈宦清除川中革命党核心人物，首指董修武”（《袁世凯复辟档案》）。陈宦到任后，迅速罗织罪名，于同年6月再次逮捕董修武，“不经审讯，于7月29日将其缢杀于狱中，年仅36岁”（《巴中市志·人物传》）。赋中“以至血沃荒原，魂归天廷。身殒而道弥彰，星沉而光愈盛。”为其悲壮一生画上句号，而史料记载的后续追封则印证了这一评价——1919年，四川议会为董修武举行隆重追悼会，将其入祀“忠烈祠”；1937年，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追赠“陆军上将”衔（《国民政府褒扬令》），这些史实让赋作的抒情与赞颂有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也完美诠释了赋者“以赋载史、以文传薪”的创作初衷。

二、《董修武赋》的用典艺术与史料整合智慧——基于赋者创作风格的考量

《董修武赋》的成功，既得益于赋者对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更源自其深耕辞赋创作二十余年的艺术积淀。作为当代赋坛“文史交融”的代表赋家，赋者的赋作素来以用典精准、结构完整、意境雄浑著称，此赋作既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风格，又因“乡贤叙事”的题材特性更添情怀温度，实现了“文学性”“史料性”与“地域性”的三重融合。

（一）典故的精准运用与内涵拓展

赋作中的典故多源自《史记》《左传》《楚辞》等经典典籍，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每一处运用都与董修武的事迹高度契合，既避免了“无的放矢”，又实现了“言简意丰”的表达效果，这正暗合赋者2011年在《国学之辞赋传承与创新考究》中对当代辞赋作者、爱好者在研究创作辞赋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十项原则之二——“博览群书、深究文字”相呼应。

例如“冠冕沐猴”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原句为“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喻指虚有其表、窃据高位者。赋中用以指代袁世凯，既符合其“窃取大总统职位、阴谋复辟帝制”的史实，又以古典典籍中的贬义意象强化了批判色彩，比直白表述更具文学张力。再如“枭獍”典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喻指忘恩负义、残害亲人的恶人，赋中用以指代胡景伊、陈宦等背叛革命、迫害董修武的人，既精准传达了情感态度，又契合赋体“引经据典”的文体特征。

意象类典故的运用同样精妙。“龙泉淬刃”中的“龙泉”是古代名剑，喻指董修武的革命意志与执政才干；“夔鼓裂云”中的“夔鼓”典出《山海经》，以“裂云”的雄浑意象，喻指革命声势的浩大与改革的决心；“精卫填海”典出《山海经》，赋中“其志兮，追精卫而填劫海”以精卫的执着精神，比喻董修武为共和事业不懈奋斗的决心；“子产铸刑”典出《左传·昭公六年》，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以法治国，赋中“其道也，齐子产以铸刑篇。”将董修武的财政革新与实践比作子产铸刑，高度肯定了其历史地位。这些典故的运用，不仅让文本典雅厚重，更让董修武的形象与历史上的贤臣义士形成呼应，拓展了人物的精神内涵。

（二）史料的整合与文学化转化

赋者创作向来注重“闭关研学、深究史料”，其赋作往往是在遍览相关典籍、实地探访遗迹后落笔而成 。此赋作的突出特点，便是对零散史料的系统整合与文学化转化——董修武的事迹散见于地方志、文史资料、人物年谱等多种文献，赋者通过深入梳理，将碎片化的史实串联成完整的叙事链条，同时以赋体特有的骈偶、对仗、隐喻等手法，将枯燥的史料转化为生动的文学场景。

例如，关于董修武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史实，分散于《中国同盟会史》《四川留日学生档案》等文献中，赋者将其整合为“负笈东瀛，求匡时之上策；结交志士，启觉醒之新春。于是同盟会里，誓词激越，如金石铿锵；《民报》篇中，椽笔纵横，挟银涛澎湃。”既涵盖了“留学—入党—办报—宣传”的关键环节，又以“金石铿锵”“银涛澎湃”等意象，生动再现了革命氛围的热烈。再如，关于主政蜀地的史实，涉及为民生、为家国、为军队、为城防等多个方面，赋者并未平铺直叙，而是以“废苛捐以苏民瘼，布新政而稳家邦；整师旅而伐逆凶，固金瓯以御外敌。”“虽千艰万险，矢志不渝；纵九死一生，正途怎逆？”等句子，高度概括其核心功绩与精神品质，既简洁凝练，又富有感染力，这与他在《张思训赋》中“以正史为基、以文学为翼”的创作逻辑、宗旨完全一致。

此外，赋作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还原历史场景。如“监仓作阵，檄文化剑飞霜；镣铐为弦，慷慨成歌荡磬。纵使身临狴犴，丹忱映日而愈明；虽将夭折事功，浩气凌霄而不更。”虽未直接引用史料中的具体审讯记录，却以“檄文化剑”“慷慨成歌”的细节想象，生动再现了董修武在狱中与独裁势力斗争的情景，这种想象并非虚构，而是基于“董修武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史料记载，实现了“史实为骨、文学为肉”的创作效果，彰显了赋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 。

三、《董修武赋》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赋家情怀与文脉传承的双重维度

（一）历史价值：填补文学叙事空白，印证辛亥革命史实

董修武作为四川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其功绩在史料中虽有记载，但长期缺乏系统的文学化呈现，导致其知名度远不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赋者以川籍赋家的地域情怀，深耕乡贤史料，用赋体这一古典文体为载体，首次对董修武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文学叙事，既让这位被遗忘的革命先驱重回公众视野，又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佐证。

赋作对四川辛亥革命的诸多细节，如四川同盟会的重组、成都兵变的平定、成渝统一的推进、财政改革的实施等，都有着精准的描述，这些描述与《四川辛亥革命史稿》《成都通史·民国卷》等权威史料相互印证，补充了史料中的文学性缺失，让冰冷的史实变得鲜活可感。同时，赋作对董修武思想转变、精神品质的刻画，也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考，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与赋者“以赋证史、以史传文”的创作追求高度契合 。

（二）当代意义：传承革命精神，彰显古典文体生命力

在当代社会，辛亥革命先驱的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赋者在赋作中，通过对董修武“为共和献身、为民生操劳”的事迹刻画，传递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核心价值，为当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赋中“是以铁肩担道，誓止胡狺。”的初心、“虽千艰万险，矢志不渝；纵九死一生，正途怎逆？”的坚守、“以至血沃荒原，魂归天廷。”的悲壮，不仅让读者感受到革命先驱的崇高品格，更激励着当代人坚守理想、担当使命。

此外，该赋作的成功面世，也彰显了古典文体的当代生命力。作为当代辞赋名家，赋者既严守“词林正韵”的格律要求，又灵活运用典故与隐喻，将古老赋体与现代精神相结合，实现了“古典形式”与“现代内涵”的完美融合。在白话文主导的当下，这样的创作既为古典文体的当代传承提供了有益借鉴与范例，也证明了传统文学形式依然能够精准传达历史精神、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赋者在全国辞赋高峰论坛上所言，当代辞赋作者、爱好者在研究创作辞赋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十项原则之八、九、十：“永怀虚竹之心；多游历；成大将之风，修儒雅之范”，《董修武赋》正是这一创作理念的生动实践。

结语

任美霖老师《董修武赋》以严谨的史料考证为基础，以精湛的文学艺术为手段，以深厚的地域情怀为纽带，成功塑造了辛亥革命先驱董修武的光辉形象，既实现了“史事纪实”的创作追求，又达成了“精神传承”的核心目标。赋作中的每一处叙事皆有史料支撑，每一个典故皆有出处可循，每一句赞颂皆有事实依据，展现了“文史互证”的创作智慧与“征实考信”的治学态度，延续了其“赋铸雄魂”的艺术风格。

董修武的一生，是辛亥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志士的缩影——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历经千难万险，甚至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了共和制度的曙光。任美霖老师以赋为笔，为乡贤立传，不仅让我们铭记了这位川籍革命先驱的功绩，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赋作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与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激励与昭示：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才能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而《董修武赋》本身，作为任美霖老师地域历史人物系列赋作的重要篇章之一，也为当代辞赋创作提供了启示：古典文体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传统，而在于与时俱进，将历史精神与当代需求相结合，将史料价值与文学魅力相融合，将地域情怀与民族大义相贯通，才能让古老的文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