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次丙午，节届新春，乙巳之绪将阑，马年之晖初曜。余客居渝州数载，身似孤蓬，心牵桑梓。昨应巴中市国学研究会之聘，赴其马年首会，与乡邦大儒共探文脉源流，同研国学精义。晨兴别去，登途返通江故里，车舆辚辚，穿行秦巴腹地。米仓古道隐于岚烟翠霭，青石板上仿佛犹闻千载马蹄；巴山之风清冽，携腊梅幽芳，漫过田畴阡陌，拂动村落茅檐。行至通江郭外，钻石广场已见春声：竹篾为架，待缀丹红；青石叠台，欲植芳芷；匠人躬身，以古法营构新春盛景，那未就的灯影、初成的花韵，皆凝着故园温软，如慈母倚门，无声盼归。余驻车凝望，热泪暗涌——盖游子之归，非仅归桑梓之土，更归文脉之根；一城之盛，非仅盛楼台之繁，更盛精神之昌。巴中千年文脉，赖代代赤子前仆后继以守之，方得薪火不熄，照我归程。

一、国学雅集：群贤问道续文脉

巴中市国学研究会之会，非为宴乐之娱，实为斯文之兴。堂中无丝竹之乱耳，唯玄墨之香、简牍之韵；无俗客之喧哗，唯群贤之清议、经典之清音。案上陈《华阳国志》《巴州金石录》之珍本，壁悬南龛石窟拓片、川陕石刻摹本，字迹斑驳，皆载巴山往事；阶前植松竹梅“岁寒三友”，疏影横斜，暗合君子之德。与会者或苍颜皓首，披褐衣布履，执卷沉吟；或青衿俊彦，束发方巾，敛容静听，皆怀“为往圣继绝学”之虔心，抱“为乡邦传文脉”之笃志。

所论者，深契巴中地脉，直抵国学内核。或钩沉《华阳国志·巴志》“巴子之国，远世则黄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属”之记载，辨巴人源于华夏之正统，析“巴有将，蜀有相”背后“忠勇刚健”的地域精神——昔者巴人随武王伐纣，“歌舞以凌殷人”，勇冠三军，此“忠”也；廪君掷剑中穴，率众拓土，此“勇”也；秦灭巴蜀而巴魂不泯，此“节”也。群贤共识：巴人之忠勇，非匹夫之勇，实与国学“仁义礼智信”相契，为巴中文化立根之魂。

或摩挲南龛石窟隋唐造像题记，从“大唐显庆三年”的隶书石刻中，探儒道释三教共生之妙。南龛造像，佛容雍容，菩萨慈悲，飞天飘逸，而题记中“明德惟馨”“天道酬勤”之语，分明是儒家教化；造像布局依山就势，融于自然，暗合道家“天人合一”之旨。有贤达论曰：“巴中石窟，非仅宗教艺术之瑰宝，实为国学思想之具象化。古人以石为纸，以刀为笔，将经典奥义刻入山石，让文化传承超越文字载体，融入天地山川，此乃巴山先民之智慧，亦是国学‘知行合一’之滥觞。”

或探讨红色文脉与国学大义之交融。巴中为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当年十万巴山儿女投身红军，“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四万英烈喋血疆场，其忠勇壮烈，感天动地。群贤谓：“红军精神之‘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脉相承，与巴人‘忠勇节义’精神同源同流。国学非腐儒之空谈，实乃乱世之砥柱、盛世之根基。昔者红军以‘为民请命’践行国学‘民为邦本’，今日吾辈以传承文脉践行‘修身齐家’，其理一也。”

更有论及巴山非遗与国学之渊源者。巴山背二歌，曲调苍凉，歌词质朴，“背二哥上山路弯弯，汗水滴透破衣衫”，其句式长短相间、音韵和谐，暗合《诗经》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现实主义传统；翻山铰子，舞步刚健，节奏铿锵，舞者挥铰如飞，恰如《礼记·乐记》“乐与政通”之写照，彰显巴人乐观坚韧之品性。群贤感慨：“国学从来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不在简牍之上，而在田垄之间、山野之中。这些口耳相传的歌谣、世代相承的技艺，皆是国学活态之载体，是巴山文脉最鲜活的血脉。”

余静坐其间，如沐春风，如饮醍醐。久居渝州，见惯江城潮起潮落、市井喧嚣，虽感其繁华包容，却总觉心底有一处虚空，今逢此雅集，方知那虚空是根脉之思、文脉之念。渝州之巴文化，融码头之豪爽、都市之新锐，如长江奔涌，气势磅礴；而巴中之和文化，扎秦巴之土壤，承国学之温润，如嘉陵江迂回，深沉绵长。巴中市国学研究会之立，恰似一座桥梁，连接古今，勾连乡邦，让散落在巴山蜀水间的文化碎片，重聚成脉；让沉睡于简牍碑刻中的国学智慧，重焕生机。

余忽悟：文化传承，非一人之功，非一代之力，实乃一场“前仆后继”的精神接力。有伏案校勘者，于残卷断简中辨识模糊字迹，为乡邦古籍做辑佚、校注，让《巴州志》《通江县志》等文献免于湮没，其功如西汉刘向、刘歆校雠群书；有踏遍山野者，于荆棘丛中寻访非遗传承人，以笔墨、影像记录背二歌、薅草锣鼓之技艺，其行如东汉蔡邕访求古碑；有奔走宣讲者，于校园、市井解读《论语》《孟子》，让国学智慧融入日常，其志如宋代朱熹讲学白鹿洞书院。他们是无名之贤，是文脉之守灯人，不求青史留名，唯愿乡邦文化不坠；不图功利回报，唯求国学薪火相传。正是这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坚守，让巴中文脉历经千年风雨而不衰，成为游子心中最坚实的精神依托。

二、文脉溯源：千年巴国铸精神

巴山苍苍，蜀水泱泱，巴中之地，古称巴子国腹地，秦巴锁钥，川陕咽喉，其文脉之兴，上溯洪荒，绵延千载，非偶然也。夫天地造化，钟灵毓秀，秦巴山脉横亘西北，嘉陵江水蜿蜒东南，山之雄健，水之灵动，孕育出巴中文化“刚柔相济、忠勇儒雅”的独特品格。这份品格，非一蹴而就，实乃历代先民在生产、抗争、传承中，不断积淀、融合、升华而成，如璞玉经琢，如精钢经炼，终成华夏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巴人文化，为巴中文脉之根魂。五千年前，擂鼓寨遗址的先民在此刀耕火种，磨制石斧、烧制陶釜，其石器之精巧、陶器之古朴，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初萌。《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虽为神话，却道出巴人悠久之渊源。商周之际，巴人在米仓古道沿线建立巴子国，凭借盐资源之利、地理位置之便，成为连接南北的文化枢纽。商末，巴人助周灭商，“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其勇武之名，载于史册；周初，巴人受封诸侯，与中原文明深度交融，青铜礼器、文字典籍渐入巴地，让巴文化从“蛮夷之邦”走向“华夏之支”。

巴人之精神，核心在“忠勇节义”。廪君传说中，廪君为率众寻得乐土，掷剑中穴、乘土船渡江，最终魂化白虎，成为巴人图腾，这份为族群福祉不惜牺牲的精神，是为“义”；战国时，巴蔓子将军为解巴国之危，向楚国借兵，许以三城，事后自刎以谢楚，“以头留城，以心许国”，这份舍生取义的壮举，是为“忠”；秦灭巴蜀后，巴人虽为臣民，却始终保持族群认同，坚守文化习俗，这份不屈不挠的气节，是为“节”。这份精神，融入巴人的血脉，历经千年而不泯：隋唐时，巴中健儿应征入伍，戍守边疆，“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宋代时，巴中士人投笔从戎，抗击金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近代时，巴山儿女投身革命，用鲜血铸就红色丰碑。巴人之忠勇，非鲁莽之勇，而是“义以为上”的智勇，是国学“仁义”思想在地域文化中的生动体现。

国学儒雅，为巴中文脉之温润底色。隋唐以降，巴中作为川东北文化重镇，佛教盛行，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南龛、西龛、北龛、水宁寺四大石窟群，雕凿于悬崖峭壁之上，造像万余尊，历时数百年。南龛石窟的释迦牟尼坐像，面容慈祥，衣袂飘飘，尽显唐代雍容气度；观音菩萨造像，眉目含情，姿态温婉，流露悲悯之心。而造像题记中，不乏文人墨客的题咏，如“大唐上元二年，弟子张某，为亡母造像一区，愿母往生净土，早登极乐”，其文辞质朴，情感真挚，书法或隶或楷，兼具颜筋柳骨之韵。这些题记，既是宗教信仰的表达，也是国学文化的载体——“孝亲”“向善”“修身”等理念，通过石刻永久流传。

宋代是巴中国学教育的鼎盛时期，书院林立，弦歌不辍。当时的巴州书院、通江书院，延请硕儒讲学，传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培养了大批人才。据《巴州志》记载，宋代巴中进士及第者达数十人，他们或入朝为官，践行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或归隐山林，讲学授徒，传播国学智慧。明代，巴中士人编写《巴州志》，系统梳理地域历史、文化、风俗，将乡邦文化与国学经典相结合，让巴中文脉有了更清晰的传承脉络。清代，巴中书院依旧兴盛，学者们不仅钻研儒家经典，还兼修诗词、书法、绘画，形成了“崇文尚雅”的民风。国学之“仁爱”“礼义”“诚信”“中庸”等思想，融入巴人的日常生活，让巴文化在“忠勇”之外，多了一份儒雅与温润。

红色信仰，为巴中文脉之时代新篇。近代以来，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成为革命的热土。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在巴中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在革命战争年代，巴中人民为支持红军，倾其所有：青壮年参军入伍，老人、妇女、儿童参与支前，“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川陕苏区红军烈士陵园中，两万余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有巴山人，也有外地来的革命者，他们用鲜血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生命诠释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红军精神与巴人精神、国学精神一脉相承。红军战士的“忠”，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巴蔓子的“忠君爱国”、国学的“忠恕之道”同源；红军战士的“勇”，是为人民解放而战的英勇，与巴人伐纣的“勇武”、国学的“见义勇为”相通；红军战士的“团结奋斗”，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体现，与国学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相合。巴中市国学研究会的贤达们，深挖红色文化中的国学内涵，让红色基因与国学薪火交相辉映，既传承了历史文脉，又赋予了其时代价值，让巴中文化在革命岁月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民俗文化，为巴中文脉之鲜活载体。巴中民俗，根植于巴人文化与国学思想，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仍充满生机。春节作为最重要的节日，承载着巴人的文化记忆与生活智慧。腊月二十三祭灶，“灶王爷上天，说好话，带吉祥”，体现了国学“积善成德”的道德追求；腊月二十四扫尘，“扫尘日，除旧秽，迎新春”，彰显了道家“清净无为”的生活理念；除夕团年，全家围坐，共享年夜饭，鱼象征“年年有余”，猪头肉寓意“有头有尾”，年糕代表“步步高升”，这些习俗将国学中的“和”“顺”“福”等理念融入饮食起居；守岁时，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寓意“压祟辟邪”，晚辈向长辈拜年，表达“孝亲敬老”之情，是儒家“孝道”思想的民间实践。

此外，巴山背二歌、翻山铰子、薅草锣鼓、川剧灯戏等非遗项目，也是巴中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山背二歌是背夫们在米仓古道上传唱的歌谣，歌词多为即兴创作，反映劳动生活、爱情婚姻，其句式与《诗经》国风相似，韵律和谐，苍凉悲壮，是“劳者歌其事”的生动写照；翻山铰子是一种民间舞蹈，舞者手持铰子，边舞边敲，节奏明快，动作刚健，体现了巴人乐观坚韧的品性；薅草锣鼓是农民在薅草时演唱的歌谣，由鼓手、歌手领唱，众人和唱，既能鼓舞士气，又能缓解疲劳，是“乐与政通”“劳逸结合”思想的体现。这些民俗文化，看似朴素，却将国学智慧融入日常烟火，让文化传承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归程春声：故园景致践归心

车舆缓缓驶入通江老城，腊梅清芬已漫入街巷，钻石广场的新春景致已全然成型，与来时郭外所见判若两境——先前疏朗的竹篾灯架，此刻已缀满丹红宫灯，千盏万盏，如星河垂地，沿广场步道铺展至城郭深处，灯光映着青石板路，恍若为游子铺就的赤毯；初叠的青石花台，已绽满水仙、红梅与天竺，白者凝霜，红者燃霞，绿者滴翠，暗香浮动，恰如故园捧出的芳尊；匠人们已收了工具，正与往来乡人闲话，指尖还沾着红纸的丹色，眼角眉梢皆是笑意。这景致的蜕变，没有一言一语的招引，却将“欢迎回家”四字的深意，化作了可触可感的温软——宫灯高悬，是为归人照亮晚途；花簇盈台，是为游子拂去风尘；就连空气里浮动的腊梅香与灯笼的暖意，都似亲人的拥抱，熨帖着客居多年的漂泊之心。

红灯笼下，有稚童牵着长辈的手，仰头数着灯影，笑声清脆；花台边，有返乡的旅人驻足拍照，镜头里的红灯与繁花，定格着归乡的喜悦。我推开车门，踏入这片暖意融融的广场，指尖触到宫灯的纸壁，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至心底——这灯笼的竹骨，是秦巴山地的慈竹，坚韧如巴人的品格；这红纸的色泽，是故园泥土的丹色，厚重如千年的文脉；这烛火的光亮，是国学传承的薪火，温暖如乡人的情谊。匠人无意间抬头望见我，颔首一笑，那笑容淳朴无华，却似一句无声的问候，让久别故土的疏离感瞬间消散。原来，“欢迎回家”从不是刻意的标语，而是故园以景致为笔、以心意为墨，在秦巴大地上写下的真情告白：它藏在红灯笼的光影里，藏在花簇的暗香里，藏在匠人的笑意里，藏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文脉里。

回望来路，渝州的繁华虽好，却终是客居的漂泊；而通江的这场景致之变，让我忽然懂得，故乡的“欢迎”，从来不是一时的盛景铺陈，而是历经千年沉淀的文化底气与烟火温情。那些国学研究会的贤者们，以笔墨守护文脉，是为故乡留住精神的根；那些扎灯筑台的匠人，以双手营构春景，是为游子铺就归乡的路；那些传承民俗的乡人，以日常践行经典，是为故园守住烟火的魂。这文脉与烟火的相融，这景致与心意的相合，才是“欢迎回家”最深刻的内涵——它让游子知道，无论走多远，故乡的文脉始终在等你归依，故乡的烟火始终在为你留存，故乡的人始终在盼你归来。

晚风渐起，吹动满场宫灯，光影摇曳，如千万颗跳动的心脏，与秦巴山脉的脉搏同频共振。广场上的红灯愈发璀璨，映红了通江的夜空，也映红了每一张归乡的脸庞。我立于灯火之下，望着眼前的繁花与灯海，心中满是安宁与笃定：这场归程，我不仅回到了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回到了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巴中市国学研究会的雅集，让我读懂了故乡的文脉之深，而钻石广场的景致之变，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故乡的归心之暖。

国学之薪，在灯笼的烛火中绵延；巴山文脉，在花簇的芬芳中传承；而“欢迎回家”的深意，在这场景致与心意的交融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践行。愿此后岁岁新春，秦巴山下的红灯常明，故园的文脉永续，每一个巴山游子，都能在灯火与繁花中，寻得归心之处，感受到这份穿越千年的温情与守护。车舆已停在老宅巷口，巷头也挂起了几盏红灯，与广场的灯海遥相呼应，仿佛在说：游子，欢迎回家，这里永远是你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