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是夺取红军长征胜利的旗帜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人民带来强烈的震撼。中国共产党除第一时间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和劳苦民众“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表达中国共产党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同时也在进一步思考自己的政策。1931年12月5日，张闻天在《红旗周报》第26期发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指出“我们不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强调，“只有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能对日宣战，才能厉行革命外交，才能打倒帝国主义”。12月11日，毛泽东签署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12月14日，奉命“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经过其内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在“联合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号下举行宁都起义。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抱病起草《对日战争宣言》，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决心“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它表明，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截然相反，新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立刻对日宣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捍卫民族利益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深入的同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南方是传统的革命中心，那里不仅孕育或发动过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两次护法战争，而且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策源地。但是，叛变国民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不仅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代表，并且受到江浙财阀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加之，其执政的合法性，还受到世界列强的普遍承认，特别是得到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经济军事力量迅速膨胀，使其逐渐在与新旧军阀的混战中胜出，并于1928年12月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其反动统治日渐巩固。而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打击，并在北伐战争和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彻底落败，渐成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由此引发人数超过30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和兵力达10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平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因此，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当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

　　囿于国民党方面疯狂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严密的文化“围剿”，不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强烈的抗日意愿无从实现，而且即使是一次次向全国民众发布的抗日宣言和号召，事实上在苏区以外也只能被少量的受众所知晓。这种状况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处于危急的时刻发生了改变。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团发布政治训令明确：决定从主力红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以便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群众间的威信与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定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在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瑞金出征之后，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征程。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征程是曲折前进的，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实现北上抗日的探索、对于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选择，也是逐步深入的。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先后选择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等地创建新根据地。但是，这些努力一一落空。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系统深入地探寻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长征的道路问题，进而提出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取向。这主要基于：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上述变化，是全面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的结果，是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最新认识，是对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长征道路的科学展望。

　　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行动，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最早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合红十军，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南京，第一次在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腹心地区，广泛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二十五军一路高呼“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的口号，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不久，就收到由红军总部转来的长电，其内容就是瓦窑堡会议精神，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因此成为伴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始终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不仅沿途宣传，而且在毕节曾组织起贵州抗日救国军，人数达5000人；即使是饱受张国焘错误干扰的红四方面军，其广大指战员与其他各路红军一样抱定北上抗日的共识和民族大义，这是最终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推动各路红军齐聚西北抗日前线的重要思想基础。红四方面军不仅在其途经和转战的广阔区域深入宣传抗日，而且先后组织起四川抗日义勇军和甘肃抗日救国军。可见，长征不仅是红军将士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万水千山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也是他们自觉地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沿途民众共同拯救民族危亡、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计划为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以便与日军直接作战。后经过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和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军事行动，最终赢得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和各路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

　　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的主力，不仅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奋斗，而且最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号令齐聚西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路红军在不同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局面，把他们纳于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形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长征中各路红军北上抗日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不仅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斗志，感染和动员了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赢得了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减少了长征的阻力，而且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中国革命由低谷走向高涨，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蒋建农

　　(作者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